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在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上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历史上仅在2002年进入过一次FIFA世界杯决赛圈，而印度则一直是世界杯的“稀客”。在今年夏天扩军后的世界杯中，两支球队甚至都未能接近晋级线。

从理论上讲，庞大的人口基数应该能转化为广泛的人才储备。然而，几乎没有中国或印度的足球运动员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两个国家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侨民）也未能在欧洲顶级联赛中占据重要一席。

相较于自身的经济实力，两国的足球表现同样不相匹配，而经济实力通常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体育投资能力的指标。事实上，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和印度分别是全球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纵观世界足球版图，强大的劳动力和资金储备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克罗地亚在过去两届世界杯中分获亚军和季军；而人口仅有约50万的岛国佛得角在本届杯赛中证明了，国家规模的大小并不能阻挡他们与强队抗衡。

显而易见，在足球运动中，体制机制、参与渠道和文化氛围，与人口数量及经济实力同样重要。

北京方面曾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制造”成功。2015年，中国出台了一份包含50点计划的方案，目标是到2050年成为足球强国。尽管该战略旨在扩大对球场、训练中心和校园足球普及的投资，但《中国体育内参》的创办人兼编辑马克·德雷尔指出，这可能还不够。

“中国曾利用政府主导的方式成功发展了基础设施和科技行业。但足球人才往往是从基层有机、自发地涌现出来的，”他表示，“你需要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让各个年龄段的球员在金字塔式的多级联赛体系中进行竞争。”

德雷尔补充道，中国的“举国体制”顶层规划在体操、跳水等个人项目上非常奏效，通过集中训练系统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奥运金牌。但在足球这项团队运动中，这种模式很难被复制，因为足球需要协作、自发性和创造力，而这些能力通常是在地方社区俱乐部和街头约战中孕育出来的。

一个繁荣的国内联赛有助于积累球员、教练和球探的经验。然而，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超）也陷入了困境。

随着国内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许多依靠房地产企业资助的俱乐部受到了严重打击。此外，假球和腐败丑闻削弱了球迷的信任，而包括薪酬限制和外援转会在内的严格国家监管也未能带来帮助。

印度的挑战则略有不同。直到最近，体育休闲领域的支出才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这意味着，除了西孟加拉邦和果阿邦等因受殖民文化影响、基层足球参与度较深的少数几个地区外，训练设施和教练网络在其他地方并未得到有效发展。

前职业球员、现印度电视评论员保罗·马斯菲尔德认为，板球运动挤占了足球的关注度和投资。

“这个国家不乏足球天赋，”马斯菲尔德说，“但印度对板球过于痴迷。国家队在1983年板球世界杯上的夺冠，彻底将这项运动推上了神坛。”

负责管理该国足球的印度足球总会（AIFF）也因决策不力而饱受批评。印度超级联赛（ISL）于2013年启动，但一直受到上座率低和财务管理不善的困扰。由于AIFF在寻找行政和商业合作伙伴上陷入挣扎，上个赛季甚至被迫推迟并缩短。

另一个挑战是参与通道。在欧洲，崭露头角的年轻球员能够受益于顶尖的设施和各年龄段高强度的竞争，这也为周边缺乏此类资源的国家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库。

在本届世界杯上，超过72%的球员效力于其国家以外的俱乐部，且几乎每四名球员中就有一名出生于国外（例如，佛得角队中有一半以上的球员出生在国外，且效力于各大欧洲联赛）。

但印度和中国与国际足球网络的脱节更为严重。

“印度球员往往不愿出国踢球，因此无法学会与不同国籍的对手交手。而且，海外印度公民目前还无法为国家队效力，”马斯菲尔德表示。

对体育的态度也是关键所在。中国和印度的教育体制要求学生通过竞争极其激烈的高考或高难度考试，以获取顶尖大学学位或政府公职。这挤占了他们的休闲时间，导致基层足球的参与度低下。

这还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由于几乎没有成功的足球运动员涌现，将足球作为职业的“风险回报比”显得毫无吸引力。事实上，印度和中国的家长更倾向于引导孩子走向更稳定、更有声望的职业生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两国的海外侨民同样难以在国外的传统强队中产生影响力。

中国和印度拥有发展足球的原始材料：庞大的人才库、不断增长的财富以及遍布全球的海外侨民。但足球的成功还需要长期的基层人才输送渠道、健全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不断深化的国际交流。

足球文化，既无法在一夜之间被买来，也无法在一夜之间被建起。

Source：af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