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著作《人类简史》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智人之所以能够在所有的人属物种中脱颖而出，战胜肌肉力量更强、脑容量更大的尼安德特人，成为统治地球的物种，一个关键节点是智人在数万年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认知革命”：智人们忽然拥有了“虚构”的能力，能够描述一些不曾发生、仅仅停留在想象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智人们还拥有了“相信虚构”的能力，能够在没有亲眼看见、亲手触摸的情况下，相信他人口中描述的内容。
这是行星级别的变革。因为在生物学的层面，人类能够维持的稳定社交关系上限是150人（被称为“邓巴数”），多了就超越大脑生理极限，记不住了。而当人类拥有了“虚构”的能力、拥有了“信仰未发生之事”的能力，人类也随之有能力建立动辄数千人、数万人的庞大社会组织，建立起部落、宗教、学派、国家。智人的生活方式因此产生了质的变化，人类文明也因此不断滚动向前。
而在我看来，这正是风险投资在金融行业的所有细分门类里脱颖而出，拥有更广的受众认知度，频繁被浪漫化叙事的原因。因为人类对未知、对虚构的偏爱，是刻在基因里的。而风险投资，正是一份始终凝望着未来的职业。
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层底色，风险投资也成为了最有“自我意识”的一个行业。即使在中国风投短短20多年的发展史上，自2005年开始也至少出现过3次独立潮：第一次出现在2005年，美元基金们纷纷来到入世之后的中国建立自己的中国投资部门，随之造就了第一代风投人；第二次出现在2012年到2018年之间，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加上智能手机的崛起，推动了创业繁荣期的到来，VC2.0的概念开始出现。
今天对话的主角，则是第三波独立潮的代表。2022年，光速中国的联合创始人韩彦创办了心资本。这是一家从官网审美到投资方向都“全面新”的机构。在2025年初完成基金首关的新闻稿里，韩彦说心资本的目标是做一支“我们的基金”——这看起来简直太有风投精神了。
只不过相比于2005和2015年这两个时间点，2022年似乎有点太“面目模糊”了。那一年，人们知道人工智能在爆发前夜，但并不知道GPT时刻会有怎样的震撼；那一年，人们还习惯性地将机器人比喻成变形金刚，更好奇它是否能变形；那一年，很少有人聊商业航天的例子，“市场化发射卫星”这件事经常被用来论证马斯克到底有多像钢铁侠。还有美元大放水、资产堰塞湖……那是一个“做自己”的好时代吗？
我想很多人，都很需要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期研讨会嘉宾
心资本创始合伙人韩彦；投中网编辑蒲凡、曹玮钰
“我是行业里最年轻的人”
蒲凡：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韩彦：我和朋友经常介绍说，从小时候算起，我自己三十年做科技，二十年做VC，十年做冥想，这就是韩彦，心资本的韩彦。
蒲凡：“10年做冥想”这个title别具一格，为什么把“做冥想”当做一个十年代名词？
韩彦：好问题。我第一次做冥想是2015年，作为一个一直身处科技行业的投资人，这个机会非常偶然。而且我从小学开始，玩的是无线电，学的是电子工程，冥想是一个多么虚无的东西，所以2015年初次接触以后，我其实一直很抗拒。但在过去的10年，我意识到冥想给我带来了不同的视角。我终于发现，做投资除了用脑、用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是用心——这其实也是“心资本”的由来。
蒲凡：这很符合我对你的想象。在我的概念里，你们80后的青春期恰逢中国腾飞的开始，恰逢中国互联网产业的萌芽。我一直认为你们80后的这代投资人，有一种想创造自己世界的冲动。
韩彦：哎呀，那就让我回想一下自己刚进入这个行当时是什么心态。我是2008年入行的，那时候的第一感受是：我是这个行业里最年轻的人。那是我第一周最强烈的感受。而且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要不要穿西装？要不要打领带？
为什么会这样思考，这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学的是电子工程，毕业后进入的第一家大公司是微软，西装领带。第二家大公司是麦肯锡，更要西装领带。所以后来进入风险投资行业时，我心里还挺期待，想着这应该是一个更自由的新行业吧？我终于可以不穿西装领带了吧？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很多基金甚至连网站都没有。
结果到了入行第一天，我确实没穿西装领带，但马上产生了另一个感受：怎么我是这个行业里最年轻的人？所以我进去第一天就想装，装自己老。因为一个年轻人进入了在自己眼里像一座山一样的行业。这个行业的维度非常宽，不光有法律、金融，还有创业、人性，太多维度了。
还有一个（想穿西装的）背景是，2008年距离VC进入中国也不过10年左右。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史是从IDG、Accel这些机构进入中国开始的。截至到2008年的时候，整个行业依旧非常隐秘、时尚、美式——非常美国化。所以你会看到，当时这个行业里大多数人，要么是美籍，要么是美国化的，或者至少是被美国文化影响很深的。
蒲凡：“美国化”这个形容词很真实。
韩彦：是的。而且2008年的时候，金融危机就来了，迫使很多基金想要进入中国，本质上成为了全球基金。全球基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事情都要跟美国沟通。要不要投这个案子？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国那边听不听得懂？所以2008年到2011年这三年，我作为光速美国上海办公室的一员，其实一直在和美国风险投资的前辈们做“中国教育工作”。
我记得当时给他们介绍哔哩哔哩，他们无法听懂；介绍大众点评，他们也无法听懂。又赶上金融危机，所以2008年到2011年，其实是是不断教育、沟通的三年，也是动作相对慢的三年。
所以让我在今天这个时点往前看过去三年，我会觉得那是非常混沌、但又非常美妙的三年。昨天我还在跟一个朋友交流，我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过去三年——特别是2022年、2023年——多么宝贵。你想和谁聊，谁都会愿意跟你聊；你想怎么聊，谁都会配合你，因为大家的动作都冰封了。
今天再回头看，这个冰封后面带来的，是无比的繁荣。而这个繁荣才刚刚打开。就像2008年到2011年，后面打开了接下来10年的巨大繁荣。历史又或许重新来了。
“VC是我想象中，60岁还愿意做的事”
蒲凡：你从小是一个技术宅，玩无线电——这是个需要强兴趣驱动的领域。按理说，你的职业目标应该是工程师。可你为什么后来会进入麦肯锡，又转到风险投资了呢？
韩彦：我反思过自己的人生。要讲这段历史，可能要先讲无线电。我是中国无线电重新开放以后第一批接触它的小朋友。有一个下午，我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班，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跟每个同学聊天，问我：“你英语学什么教材？”我说：“新概念。”他问我学到第几本了，我说学到第三本。他问了一圈以后，对我说：“你有没有兴趣下课跟我走？我带你去个有意思的地方。”
他带我下楼，往前走了一两个街区，上了一个楼，一直走到六楼楼顶，打开一扇门，说：“这个东西叫业余无线电，我们刚开的一个兴趣班。这个班的好处是，你可以通过它跟全世界的人聊天。”
我一下就被吸引了。我想，我正好要练英文，跟全世界的人练英文，这不是太好的办法吗？
蒲凡：我觉得特别像英语考试的作文题，帮李华写给外国友人一封信的场景。
韩彦：就是这样。而且你最好要回到那个时代背景里。当时（远距离通信）主要还是靠邮票。之后若干年，我才有了第一台东风286台式电脑。所以那时候竟然有一台机器，可以通过无线电波——当然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无线电波——跟全世界的人聊天，我瞬间就被吸引了。
那时候我初一。这个爱好一直贯穿到大学。一个月前，还有一位上海交大的同学找到我，说“韩先生，我在学校历史档案里找到了20年前你设立上海交大电台的资料”。所以无线电这个爱好，是贯穿我人生的。那批玩无线电的朋友，成了我一生的朋友。可以说，从1991年或者1992年开始，我的科技之路就开始了。也因为这个，我选了上海交大电子工程系。我觉得电子工程和电波是连在一起的。
等到我快要毕业，正好赶上中国第一批大的互联网公司开始出现。我记得当时听到的故事，是淘宝和易趣网在打架。那时候出现了一批美资的、很时尚的公司，我们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去了那些公司工作，比如德州仪器、意法半导体，这些都是当年在上海很典型的美国或合资公司。我也去了其中一家很时尚的公司，叫微软中国。
微软那段日子，我工作做得很好。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多，被评为top performer，最佳员工，奖励了一个小玻璃水晶杯。但是到了某个时点，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做工程师？答案是不。所以我下定决心，用200%的力气把工作做好，把所有剩余时间拿去找下一个人生的点。
这是我当时非常真实的思考和决定。我思考的结果是，我已经在这件事上做到了一个顶峰，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这个。另外我也感受到，这些国际大公司在分工上把一些相对边缘的业务给了我们。所以我一直在找方向，找灯塔。当我找到灯塔的时候，身体里的灯泡会亮。
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没有亮。后来有一件事让它亮了起来：那是大学时的一场宣讲会，也就是麦肯锡宣讲会。这场宣讲会我当年连门都没有踏进去，甚至身体都没有想朝那里走的意识。因为在2000年，麦肯锡一年在全中国只招4个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各1个。我自己掂量了一下，觉得怎么也不会成为那一届交大的No.1，所以连考虑都没考虑过。
但是在微软之后，我的心回到了当年那场宣讲会。于是我做了决定，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通过朋友介绍朋友，通过沟通，花了一年多、两年，终于进入了麦肯锡。我在麦肯锡的三年，也做到了麦肯锡的Top 5。
然后那个问题又来了：我会不会在麦肯锡做一辈子？如果我现在60岁了，还会不会做麦肯锡的分析师？而且这时候，麦肯锡已经愿意资助我去全球最好的四所MBA学校读书。我的答案还是不。
我觉得自己挺作的（笑）。一旦一件事情做到顶，我就会想这是不是我人生的终点？于是我又开始寻觅。下一个方向是什么呢？很有意思，我当时在一个项目上，替陈晓红“扫”中国教育行业——什么叫扫？就是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黄页，联系上面的教育机构。我记得自己打到过五月花烹饪学校、蓝翔技校。我们项目组推荐的是新东方，还有一家叫达内的IT教育公司，这两家后来都上市了。
通过那个项目，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东西叫私募。我就去查什么叫私募。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56K modem。
蒲凡：一接电话就断网。
韩彦：你说得太对了。我就慢慢查，原来这个叫PE，还有一个名词叫VC。我当时还觉得好笑：VC，是维生素C吗？
我这个人还有个特点：我做一件事情比较狠，一定要把它做到底、如果发现不满足，我就会下定决心，狠狠地去寻觅。寻觅这件事，既用脑子，也用感觉。当两个都到的时候，我身体里的灯泡就“唰”一下亮了。当时，我就是在VC这件事上亮的。当我下定决心，不能在麦肯锡待一辈子，我就开始搜索相关信息，把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猎头、所有能查到网址的VC Fund都找出来。最终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太太的朋友，把简历送到了光速美国上海办公室曹大容的手里。
其实我面试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心理落差是很大的。我之前在一家2000人的公司，出差坐商务舱，只住整个城市最好的酒店；后来到了一个大概只有15平米、三个人的办公室。这就是我的VC开始。
说实话，我刚加入之后的一段时间，也不知道VC到底是干什么的。最早做的事情很简单：打cold call（陌拜电话），打了一个月的cold call。我记得第一周做的项目，甚至记得当时很多对话。再过两三年，有了微博；微博有了私信以后，我突然觉得：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是我“骚扰”不到、联系不到的了。
当年这个行当里被我“骚扰”过的人，都是一辈子忘不掉的。我举个例子。我当年看旅游行业，里面有一个人叫崔广福，艺龙的CEO。我在新浪微博给他发了18条消息，到第19条他才回我。他记住我了，也没有拉黑我。后来他加入IDG做合伙人的第一天，跟我说：“Herry，兜兜转转咱们竟然成同行了。”
这就这么几件看起来不相关的事，巧妙地走到了一起。
蒲凡：这是一种超能力，可以变换时间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想自己60岁的时候怎么样。但在我的视角里，我会忍不住想，你是不是太容易感到饱腹感了？
韩彦：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我想过。你看我身边的关系，或者我长期使用的东西，其实都很长情。我的朋友很多都是30年的朋友；一件衣服我可以穿到发光。所以我不是容易“饱”的人。我觉得这种“超能力”更像是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一边是某种不安全感的反噬；另一边是一直把自己往前赶的鞭子。
为什么我能在舒服的时候找到不舒服？因为我躺着的时候，还拿着鞭子抽自己。这可能和成长经历有关。我出生在上海，小学在无锡。同学早上5点起床看书，我根本“躺”不了。父母都是事业型的，我从小要靠自己drive。父母为了我在无锡和上海之间折腾，也放弃了很多。这股力量一直在我心里。就是因为很用力，我才会逼自己移动时间轴。大部分人可能只有明天的计划，甚至只有今晚的计划。能有一辈子的计划，本来就是逆人性的。
蒲凡：冒昧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吗？我这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你的表述特别像一个“命不好的聪明人”。聪明在于，我能知道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命不好”在于，客观条件限制了我的选择空间。两个因素加起来，就会感受到非常痛苦或者厌烦。
韩彦：听上去，这个描述不是我。第一，我不痛苦，也不焦虑。第二，我也不是那种能把未来清晰画出来的聪明人。但我有一种模糊而精准的感知力，知道什么不是自己一辈子要做的事。灯塔在那里，我画不出来，但能感觉到大概在哪里。
这个能力后来也落到了投资上。有人问我，你凭什么六七年前看好商业航天，凭什么五年前敢投GPU？我说，我就是感觉这件事情要大了。那时我画不出来，甚至只掌握很零星的能力，但方向感很笃定。
曹玮钰：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说如果你遇到你比较认可的事情，你身体会有一个灯泡亮起来。
韩彦：我会有一个灯泡亮起来。这个亮到什么程度？昨天我还跟同事说，我最近要做一件事情：把未来5到10年我觉得会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因为过去30年证明了我似乎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很多人问我，投资是什么？我会说，投资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在演绎和想象的空间里飞翔。
蒲凡：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词，“总览效应”。当你进入了某种维度之后，你的思维就变化了，你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对一个局部的理解，而是通过“总览了整体”产生了新的想法，打破了原本的思维边际。我在想，你是通过什么样的特殊的事件，让你意识到你有这种的能力呢？
韩彦：你说的非常对。我好像是有这个能力，我能够在意识层面能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空间和时间在我小的时候就可以变化。
我能回忆起来的最大节点就是2015年。通过冥想，我有了空间感。什么叫空间感？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肉身里，找到了空间；你的价值观和视角都可以腾挪。原来离一件事只有10厘米，现在可以离地1万米再看它，也把自己放进去一起看。30年前，我已经有那种抽离出来、看着60岁自己的能力；10年前，这种能力被加剧了。它让我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的perspective（观察事物的角度）决定结果。
这就是心资本的生意。资源、运气、脑子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用什么价值观、世界观、视角去看一件事，你的发心是什么。它看不见，却极其深远。
所以我更敬畏投资，更敬畏创始人，也更敬畏心。腾挪心的能力，才是一件事情源源不断的力量。
蒲凡：而且总览效应还有一个更精妙的应用案例，希区柯克运镜。就是当你推进一个特写的时候，你的背景反而在缩小。这种视角上超越预期的变化，让你反而会注意到更多不容易觉察到的细节。
韩彦：无论是总览效应还是希区柯克运镜，一个最直观的效果就是它把你从本体上抽离出来。什么是本体？本体就是我执，就是ego。很多事情成也在ego，败也在ego。如果你能从ego里面拔出来，就是你的运镜不在意当下了，其实你是物理上突破了ego，这是极难、极稀有而极强大的一件事情。所以物理上帮你突破ego，那你的干扰就少了，你离真相就更近了。
2008年做VC是种怎样的体验？
蒲凡：你为什么没有创业呢？我觉得你这样的性格很合适创业。
韩彦：第一，光速本身就是在创业。2011年，我们拿到美国的品牌，从曹大容、宓群，到我们三个人一起创业。后来我和宓群又把光速拎起来，叫光速中国。一直到2022年，中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回到你的问题，为什么没创业？其实我一直在创业。只是今天“心资本”这艘船，是一个更适合我的创业，它更能让我影响世界，影响人性。
曹玮钰：所以能不能复现一下2008年创业之初的状态？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了cold call，那是一个很古早的名词。
韩彦：2008年，VC这个行当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中国也几乎没有天使投资人。VC就是一帮美国华人带着很小的机构，很神秘，网站也不太有，更不要说marketing。移动互联网还没开始，主要靠电话和笨重的手机沟通。更苦闷的是，www.房.com、www.车.com、各种.com好像都已经被投完了。我刚进这个行业时就想：那我来干嘛呢？
所以打cold call，是因为不知道还能干嘛。
具体操作上，把一家网站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每一个条目都看了——那个网站叫17 Startup，创始人叫文飞翔——它里面大概收录了2000条中国创业公司，很多都是后来大家熟悉的信息聚合类网站的前身。最后我找到一家公司叫“看处方”。创始人想用OCR技术把病例扫描出来，告诉医生应该怎么看。这就是当年的AI。
蒲凡：太超前。
韩彦：是的，这就是当年的苦闷：没事干，能干的好像都干完了。那时在我眼里，真的是见谁都比我大，行业里没有一个人比我小。我到哪里都想把自己捏造得大12岁，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真正有移动互联网、有天使投资人，是2010年以后，甚至2011年、2012年以后的事。但我就是有这个特点：要干一件事，就把它干穿掉。打电话就要打穿掉，骚扰也要骚扰到他见我。比如途家的罗军，我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地球上哪个点、哪个时间，我一定出现。
曹玮钰：他们接到这种电话，难道不会报警吗？
韩彦：会报警。他会觉得你不要再骚扰我。但我会跟他说，我研究这个领域，可以先告诉你中国最重要的10家旅游公司在干什么，你再跟我讲（其他的事情）。当时这个行当没有几个FA，每个FA我都认识，每个人的QQ我都有，每个月都吃饭，案子不能miss，miss一个就算fail。后来有些基金会让分析师盯我的微博：韩总加了谁，我们马上也加谁。
实在找不到东西投怎么办？我喜欢旅游，就去看中国所有旅游公司，几乎没有一个不认识。所有公司看完都不能投，就开始想，旅游和互联网能不能结合出新东西。
于是有了途家，后来又有房地产、金融，最后最大的结果是运满满。那时这个赛道还没有名字，我们叫它“技术推动的传统行业”。后来它才被叫作产业互联网。
蒲凡：你不会觉得有种斯文扫地的感觉吗？因为你会见到硅谷那帮人是什么状态，可能会和现在正在做的工作产生强烈的对比？
韩彦：第一，见不到。光速年会是在我真正成为GP以后才开始的。金融危机之后，行业复苏，大家都在讲copy from US。这件事一直到2015、2016年才真正断下来。那时我们研究的就是：美国有什么？中国有没有对标？直到中国独角兽越来越多，光速中国早期performance甚至比美国还好，行业才开始结束“不停copy from US”的阶段。后来变成美国科技创新，中国模式创新。再后来，我们投激光雷达时发现，全世界激光雷达就是中国几家、美国几家、欧洲一两家，这叫同步。
再到过去三年，中国在一些行业走到了美国前面。这是一个演进过程。当时美国就是圣殿，美国有什么，中国照抄就行了；今天的机会，是把中国技术带到全世界那些没人干的地方。
蒲凡：我总结一个感受，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冒犯。我觉得你初期那几年命太好了，而且工作不难。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主题是明确的。第二，你遇到的困难，基本上都是体力活。第三，即使你觉得没有可投的了，你居然还有自由度去研究自己喜欢的领域。这是后面很多代投资人没有的环境。
曹玮钰：对，这个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当年对投资人的包容度怎么会这么高？
韩彦：这就是在一个不要太大的机构里的最大好处。我们那时主要的工作是跟美国沟通。创业之后，主要的工作又是融资。这样反而给我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去研究行业。确实，这个行业当时不卷，但愿意干这种苦力的人很少。我当时脑子里经常跳出来的词，不是聪明，是笨鸟先飞。每次不想把那个网站看完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笨鸟先飞。
第二，这个行业没有师傅带徒弟。在没有师徒关系的前提下，你可以想象这个行业多难？法律文件看得懂吗？term sheet看得懂吗？今天有几个合伙人能一字一句把这些文件看完？这是个残酷的丛林。你能活下来就算活下来，活不下来也非常正常。
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觉得，这个行业是靠年轻人打拼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很多时间，都是下班以后坐在办公室里，翻每一页，翻到晚上12点都不回家。想回家的时候，就告诉自己笨鸟先飞。真的是苦出来的。今天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个行当里，我觉得一点都不苦。
“第一批20个项目，10个成了独角兽”
曹玮钰：坦白说，这和我之前的理解不太一样。风险投资作为一个舶来品，在硅谷应该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既然是copy from US，那一整套方法也会跟着过来。但听你的描述，好像很多东西又是蛮荒的、混乱的，需要从头摸索。这个事情不矛盾吗？
韩彦：美国VC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精神，一种冒险精神。第二是圈子。美国VC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分工的，强人支持强人，更有概率成就强的公司。第三是生态。美国有一个成熟生态。但你回头看，这三个东西在当年的中国呢？
蒲凡：好像都复制不过来。
韩彦：都没有。中国的金融行当是以确定性开端的。可冒风险这件事，不交学费是冒不出来的。你没有亲自用真金白银亏过、赚过，书上读到的风险就不是你的风险。生态也是，我们现在还在建生态。不光是二级市场、上市的生态，也包括生意、人情世故的新生态。整个中国的创业者、大企业，包括出海企业，其实都还在经历一个阶段：从没有安全感的存活，走向活下来以后的笃定和跃迁。我们还没有到美国那种“丰衣足食，每天红酒奶酪，然后去思考人生最大问题”的状态。很多东西还在缺乏里往前走。
当然，这恰恰很美好。中国正在走出一条自己的VC路径和生态，跟美国完全不一样，但非常坚韧，也非常独特。
蒲凡：我觉得你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VC行业萌芽价值先行的，确定性先行的。目标是先确定，再反过来的构建行业。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我在你那个年代尝试做风险投资人，不仅是没有师徒传承的关系，我觉得找一个榜样都很难。
韩彦：听你们讲完，我更觉得VC可贵。大机构砸大钱当然是game changer，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创始人在nobody的时候，第一棒是谁干的？第一个给张一鸣钱的人，第一个给刘强东钱的人，第一个给何小鹏钱的人——这些钱小、风险大、AUM小、管理费少，大家又不信，为什么还要干？今天在全民科创的情况下，真正愿意做第一棒的风险投资仍然太少。做VC也好，做创业也好，心不在那里，根本做不下来。没有第一个、第二个相信他们的人，很多公司根本走不到被大机构看到的那一天。
蒲凡：所以你是愿意做到天使投资中的“天使”这两个字的吗？
韩彦：我告诉你，我们创业以后的第一只基金，光速中国一期，规模是1.68亿。我们当时有三个要求：第一，持股比例低于15%的不投；第二，不是第一次融资的不投；第三，这个人一眼拿出来就不强的不投。三不投。所谓不投，就是会上都不用上，提都不用提。
蒲凡：“一眼就不强”是个什么标准？
韩彦：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比如你觉得这个人说话说不清楚是不强，那个人觉得这个人脑子反应太慢是不强，第三个人觉得这个人长得不帅是不强。反正只要拿出来之后，有明显一点让团队觉得“不强”，请你就不要提。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那期基金投了20家公司，所有公司都是第一次融资。20个里面，有10个后来做到10亿美金以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种案子，不可能有任何FA、大哥、朋友、友商介绍给你。它必须是你从角落的缝里面抠出来的，甚至是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资本市场的秘密。资本市场的秘密，是你要做那个从墙缝中把未来抠出来的0.01%的人，然后把它展现在行业面前，让大家看到：哇，这么卷的行业，竟然有人敢干这个事，而且这事真有意思。大家再去看，发现这个人真强。于是99.99%的同行，都会跟着那个敢咬第一口的人过去，把钱、估值、后续融资、PR、好朋友都介绍给他。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机制，因为所有人都会跟随而去。
曹玮钰：你觉得现在的行业里还有一个拥有类似号召力的KOL存在吗？
韩彦：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人，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人。马斯克是第一个说出来，兄弟们，先跟着我一起去火星吧！第一个人觉得他疯了，你公司都要倒闭了。他一直叫叫了十几年，叫到今天，整个地球人都愿意跟着这个人去外太空，这是地球上最强的一个人。
曹玮钰：那在中国的市场呢？
韩彦：中国未来也需要这样的人。不一定是投资或创业的leader，可以是各个角度的leader。但真正的leader一定是逆人性的、小众的、非共识的。他有信仰、有魅力、有号召力，也有心力。同时他要具备三个点：第一，基于科学、事实和逻辑；第二，能够商业化，不能只有想象，落不到商业；第三，有心，有愿景、有价值观，最终是为了真正的价值而去。如果这三个点都具备，就是真正的领袖。
投资人是在挖掘人类之光，创业者是在做人类之光，政府在支持人类之光，你们做storyteller，是在讲述人类之光。这些都反人性，但这也是意义所在。
“心没有准备好，肯定会错过张一鸣”
蒲凡：我听了这么长一段，憋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你刚才介绍的光速中国“三不投”。按照这个标准，你会发现王兴很容易被淘汰，因为他不仅是连续创业者，还是连续失败创业者。他做校内没怎么做好，卖掉了；美团也是无数次失败之后的第三个或者第四个项目。张一鸣也可能被淘汰，因为张一鸣是一个表达不清楚的人。
我们在《中国风险投资史》这本书里写过一个细节，他一天要做很多场路演，一周要做几十场路演。每次都觉得自己没说好，还会打电话给王琼（张一鸣的天使投资人）做检讨。他是非常典型的（刻板印象里）“南方小男人”形象。所以你们当时设计的标准，其实很容易错过这样的人。
韩彦：我是这么看这件事的。那个时代里，王兴、张一鸣、黄峥，如果一个都不碰，就干得不够成功。2015、2016年，蔚小理如果不碰，也干得不够成功——以这个为前提，我们投资了黄峥；创造了满帮；投了郭列（脸萌创始人），算是间接碰到头条；到了车的时代，也碰到了小鹏。
这套标准的好处，是逼你独立思考、独立挖掘、独立创造。它很难，我们体系里的人都觉得变态，我自己也觉得变态。但今天看，这种痛苦恰恰逼着年轻人走向行业真谛。今天只要跟一个FA兄弟搞好，每周就能拿到几个包装好的案子，在周会上显得很勤奋。可真正的案子，不会这样出现。
你说得对，“一眼强”只是落在文字上的标准。真正你能看到的人，是你应该能看到的人。你心ready的时候，他一定会被你看到。相反，如果你只是觉得“这个人说话冲”“那个人口齿不清”“这个人大厂没待过”，然后就pass，那说明你的心还没ready。看一个人强大，不是看口齿是否流利，而是看底层思想是否流利；不是看身形多强，而是看灵魂、价值观和领导力多强。投资是一条修行之路，先向内，再向外。当你错过一个案子时，真正要做的是向内看：我心里什么东西没有ready？
等你的心发生变化，AI时代的张一鸣自然会在你面前浮现。
蒲凡：你这段话让我想起《中国风险投资史》里的另一个场景。王兴曾经回忆说刚做饭否那会儿，他坐在红杉办公室里（寻求融资），中途有一个大佬开门探头看了一眼，又把门关上了，随后就通知他融资做不了。就是你刚才说的，心没有ready。王兴已经坐在那里了，但电波没有对上，信号接收不到。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天使投资。小红书上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天使投资人，都是地狱投资人，能拿到天使投资都是靠关系。我觉得关系和背景很多时候就是简历，它能帮投资人减少决策成本。风险投资要回报，也要一起兑现对世界的理想。你要争取到我这种程度的信任，那我考虑你的关系、背景，又怎么了？
韩彦：我说说我的感受。小红书上那个帖子说明世界太卷了，也说明发帖的人可能还没有摸到真正的风险投资，只看到了表层的关系。关系无可厚非，这个世界都是关系，关系就是能量的纠缠；但投资只看关系，肯定是输的。
投资为什么难？因为它是很多事情的平衡：理性和感性、逻辑和梦想、现实和梦想、赚钱和价值。你站在任何一边，都不完整。好的VC需要两种能力：一种是归纳，逻辑很强，学得快，能把核心和问题挑出来，尽量不踩坑；另一种是演绎，看到现实的骨感和不完美，还敢想象。这两种能力还要加上品味。
品味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好不好看，而是对风险收益天平的判断：我冒什么风险，冲什么收益。没有梦想，就只会挑刺，那是私募；光有梦想，又会变成慈善。所以还是那个三角：科学、商业、心。
蒲凡：这是不是就是你2015年决定去灵修的原因？关键是2015年——我们回忆中那么黄金的一个时代——你居然放下身段去灵修啊。
韩彦：反正当年我们和国内头部基金，在某些领域里各自都有项目上市。上市之后，我们很开心，带着全体同事和家人去了西西里岛，和大自然连接。那段时间业绩真的很好。你想，我刚才说的2011年那只基金，20个项目里有10个10亿美金以上，而且每个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我想说，投资太难了，它需要理性加感性。也就是我刚才那句话：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演绎和飞翔。
心资本凭什么是那个“更好的答案”？
曹玮钰：你刚才分享了很多理念，包括品味、偏好这一系列东西。但坦白说，你聊的这一套，和我们在（中国投资年会）台上嘉宾们聊的，有相当大的差异。
你身处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自由出手，在丛林里去搏回报的状态。但如果放到现在的框架里审视，很多东西似乎不那么适用。因为这几年的市场非常明显，方向基本已经被那只“看得见的手”画得差不多了，大家基本都在同一个方向上。
那之前的那些东西还适不适用？你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今天这个已经完全变成中国式VC的市场？
蒲凡：我总结一下，为什么你觉得心资本是一个更好的答案？
韩彦：现在的情况是太卷了、太明牌了、太快了，甚至太泡沫了，甚至太窄了，是不是？
过去30多年，我基本都是跟美元打交道，我开玩笑说那是喝红酒。2016、2017年，我开始喝白酒，做第一支人民币基金。当时很多人讨论的结论是：人民币按美元的方式投。我总觉得不对，抛掉任何一边都不对。我的答案是，在美元时代学到的功力上，再加两条：第一，你投的领域是不是未来5到10年中国需要和支持的；第二，你投的公司能不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更早看到收入和利润。
这只基金投了20家公司，现在9家上市。过去三年我也总结出三点：永远在这个行业里走；所有痛苦背后都隐藏着巨大机会；越卷，后面的机会越大。
因为越卷，大家心越乱，越从众。只要你敢挑头，就可能挑出一个巨大leader的浪。最近我们分析过一家很年轻的早期基金，以前做消费，后来被逼着做科技，只能从夹缝里找第一轮。做了一两年，回头看业绩很好。我说，这就是曾经的光速。
蒲凡：明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韩彦：明牌成为好处的前提是：谁在不明的时候第一个跳进去，又能在它变成明牌时第一个不信这个行业。比如三年前谁第一个相信具身智能？接下来还有第二次考试：谁第一个从里面出来？
这非常难，因为势能太大了。不信，是一起不信；信，也是一起信。当所有人都不信时你信了，当所有人都往里冲时你不信了，这两件事都做对，回报就不是10倍，而可能是100倍、1000倍。很多行业就是这样，大家动作出奇一致，大赢大亏也会一起发生。到最后，总会有那一两个人先开始大赚。这里面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心，超难。
蒲凡：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我为什么觉得明牌是一件好事？因为大家都往那里聚，本身就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个地方你不要再去看了，或者这个地方一定存在某种误导。那我就可以专门去找那个被误导遮蔽掉的命题。
韩彦：命题一定晚于开拓。
蒲凡：是吗？
韩彦：如果命题先于开拓，那叫运动，99%的人都会输。开拓以后，命题里仍然有大量人会输，因为他进去了就出不来。但前面收割的人早就走了。具身智能、航空航天都不是这两年才被开拓的，都是三五年前就开始的。今天再冲进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是垫背。当然，这不影响行业发展，行业需要更多能量和关注。只是明牌里永远有不明，有赢就有输，有起就有落。今天思想统一得太统一，将来也可能输得太统一。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对人心的要求更高了。
蒲凡：所以成立心资本之后，你有对团队有什么特殊的训练方法吗？
韩彦：一个企业的文化，其实就是创始人的文化。这个文化不是说出来的，是你平时的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价值观、一个小事情构成的。在我的影响下，我并没有刻意说过什么，但我们的同事会自己拿工资去参加冥想。后来他跟我说：“Herry，我偷偷参加了一个冥想，收获还挺大。”还有同事说：“我突然get到为什么叫心资本了。”这就是我想达到的影响：在价值观层面、世界观层面，潜移默化地给大家带来一些东西。
蒲凡：但我还是觉得，人的自由意志能力是被高估的。你把他放在那里，他不一定就能悟到这些事情。你还是得训练他，还是得规训他。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哪怕你没有一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比如在心资本搭建团队的时候，你设定过红线吗？
韩彦：红线很清楚。第一，不能赚快钱。这个行当有很多方式可以赚快钱，但那绝对不可以，我从业18年连想都没想过。第二，不能偷懒、不能不用力。一个现象、一个行业、一个人没有研究透，这就是偷懒。做一件事情或许很容易，但你一定要尽全力。心法像弥漫在房间里的空气，但最终要落在一笔一画的工作上——我们对年轻人、对合伙人，都有非常详细的要求。逻辑和事实是基础，演绎和想象在这个基础上飞翔。没有基础就飞翔，那叫放风筝线断了。
蒲凡：所以你觉得现在，你理想中的心资本，它需要具备的一个机构的风格，它养成了吗？
韩彦：还在过程中吧。
蒲凡：那如果将来我们这本《中国风险投资史》再版的时候，你希望心资本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描述？
韩彦：最近有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跳出来：用科技连接人类、人性。心资本是科技、硬科技投资机构，但科技不能停在科技本身。它最终要连接到人，连接到人的生活方式、情绪、选择和命运。而且这件事是双向的。中国科技公司走向世界，不只是成为世界级公司，也要成为中国的大使，用产品和服务让世界感受到中国人的能力、价值观和创造力。所以我对心资本的定义，不只是投硬科技公司，而是希望用科技把中国和世界的人性、人生连接起来。
蒲凡：这种巨大的使命感会让你觉得很累吗？
韩彦：不累。它让我觉得超级自由、超级兴奋，超级自由。我都没有给自己设终点。如果我觉得累，我肯定会说，我再走15年，到某一年退休，去游山玩水。但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肉身能够支持，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你们能感受到我心里的兴奋吗？
蒲凡：我能。可以感受到。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笑着的。从头到尾，不管你诉苦也好，包括你到现在，你一直都是笑着的。
韩彦：苦当然很苦，绝对苦。但我觉得它超级有意义。我找到了自己的意义。所以过去最难的四年，有很多朋友在过去一年里来找我，说：“我发现你找到意义了，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我也在找自己的人生意义。”很多创业者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我能启发他找到自己的意义，这可能比给他1000万美金、1亿人民币更有效。
2022年，或许就是最好的创业时机
蒲凡：那你过去四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韩彦：这绝不是个创业的最好时机，又是最好的时机。
蒲凡：对，就是我开头说的那句话，2022年太面目模糊了。
韩彦：很多人觉得2025年是中国拐点，因为DeepSeek这些现象级的公司和产品出现了。但在2022年、2023年（或许才是），因为整个世界其实是在踩刹车。
我过去40年都在跟美国打交道，现在要把“茅台”加进“红酒”里，这很不容易。我又是光速中国的创始人、股东和法人。原本和我的美国partner做得好好的，外界会问：为什么又要搞一个心资本？那时美元资本的前景不确定，上市环境的前景不确定，市场有没有也不知道。
这是一场很大的变化。我和其他单飞的风险投资人不同，光速中国是我的第一个创业公司，到现在我仍然对它有责任。不光是股东责任，还有职业操守。我要把几百个已投企业管好、退好、关好。同时，我又创造了一个新品牌。这两件事并行，所以外界有一段时间看不到我的声音。但我其实在处理两个维度：对过去负责，也为未来开一条新路。心资本不是简单的“单飞”，它对我来说是新的创业，也是新的自我迭代。
曹玮钰：我还想追问一下心资本这家机构的定位。心资本在这个行业里，其实是非常另一端的一家机构。我们很难在行业里找到一个理念上可以对标的机构。这个行业通常讲什么？数字、回报、关系、资源、品牌、圈子。很少有人讲“心”。但我们聊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你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问题，都会以“心”作为收尾。这是我们采访这么多投资人也很少见到的事情。所以我还是想冒昧问一下：有没有人觉得你们这样很奇怪？
蒲凡：或者我更冒昧一些，有没有人觉得你们虚伪？
韩彦：有。第一种反应是：这个名字太玄了。第二种反应是：耐心，懂了，耐心资本嘛。我也觉得挺好，就微微一笑。但神奇的是，我也持续遇到创业者、投资人、同行，他们坐在我办公室后会说：“韩总，你让我心为之一颤。”
几周前在香港，有个外国投资人同行更玄乎，说他的宝石告诉他，要跟我说话。聊完他觉得我是整个亚洲最能对话、最get他的秘密的投资人。创业者也一样。那些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不分语言，只要到了那个阶段，就会get；不在那个阶段，就会把它理解成初心资本、耐心资本、玄乎资本。
我相信行业里最强的那些创始人，很多跟我是同类人，甚至走得更远。因为真正愿意向内看的人，脑子一定是top的，但光脑子top不够，他的心也一定ready。你看那些世界级公司的创始人，情绪稳定，观点独到，不为大势的卷而卷，不为恐惧而恐惧，也不为疯狂而疯狂。秘密在哪里？在他的心被自己规整过了。
蒲凡：但是他们没有喊出来，你喊出来了。这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宣誓效应。我们经常说，道德可以自律，不能他律。他律就是耍流氓。但你把它喊出来之后，别人就容易他律你，拿“心资本”这个名字来规定你。你跟我过多谈商业，你还叫什么心资本？你跟我过多谈条款，你还叫什么心资本？你跟我过多谈回报，你还敢叫心资本？别人会做这个文章。这个名字有可能变成你的枷锁。
韩彦：问题不大，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是《中国风险投资史》的封面。我们其实是那个灯塔。
蒲凡：你是这么解读的？
韩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灯塔。我们这个灯塔叫心资本，我把它竖在这里。看得到的船、喜欢的船，就会开过来；看不到的，或者不喜欢的，就会绕过去。所以我们要起到的作用，只是很多灯塔中的一个，就够了。
蒲凡：其实这本书的封面，我以前写过一段解读。我不觉得风险投资人是灯塔。我觉得他更像是站在灯塔那里拿着远光灯的人。他只是拥有了这个工具，至于照到哪里，能不能照到浪花上的金沙，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在盲测。根据他的经验，根据前辈告诉他的事情，也根据自己今天的心情，往那里瞄。
韩彦：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所谓的“无我执”的心态，这就更有希望照到那块金子在这海里。
“我不是老板，我是Herry”
蒲凡：最后一个问题，你会给心资本设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韩彦：你知道未来心资本会怎么样吗？我描述一下。心资本会是一个精品基金。什么叫精品？规模不大，人也不多。再具象一点，以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每期人民币基金不要超过10个亿，每期美元基金不要超过2个亿。
蒲凡：其实就是你青春里边对于VC最好的那个印象，你把它留在了心资本。
曹玮钰：就是很硅谷的VC。
蒲凡：不，我觉得就是他当年来到光速中国那个办公室的样子。
韩彦：对，今天我是在重建一个新的2011年。每期基金都不要大。通过投多、发PR获得成功，是“对而错误”的；通过紧着优选的、不容易的、痛苦的方式投到成功，是“对而难”的。我们要在科学、商业、心这三个点里找平衡，从零开始支持中国未来50到100家能够成为世界级公司的科技企业。它不只停在科技本身，也要用科技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人性、人生。
蒲凡：那你觉得你距离这个目标，你现在完成度是多少？
韩彦：早着呢。我每天都在认真做这件事，它体现在和同事的每一句对话、和自己的每一句对话，也体现在每一个投资决策里。比如我们去年投的一家公司，当时没有基金愿意投，它是从产业里分拆出来的，大多数投资人不看。我们投了。不到一年，涨了10倍。今天它是共识，去年不是。这也包括招人。最近来了一个00后，还在实习，我就觉得很好，很特别。
蒲凡：现在招人面试是你亲自聊？
韩彦：必须的。第一，我们每位同事都会贡献的，到最后我必须亲自聊。
蒲凡：你会有什么保留的特殊问题吗？我以前在面试的时候，会有一个保留问题：你一路过来，不管坐公交还是地铁，路上发现了哪些选题？如果他至少发现一个选题，就证明他对世界有好奇心。做我们这个行业，好奇心是先决条件。即使在熟悉的城市里，也总能发现奇怪的事。比如成都的共享充电宝上，总有人涂鸦。那是谁画的？符号代表什么？
韩彦：我觉得你这个点非常好，就是好奇心代表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蒲凡：对的，你要筛选有那颗“心”的人。那你总得有一点窍门吧？
韩彦：我最大的窍门，不可能只是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模式，不是突然升起来的。它在他人生的各个角落里，早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一般会让那个人从小到大讲一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会从他的描述和人生故事里，找到这个人的共性和脉络，看他是不是有那颗心。
蒲凡：所以在那一刻，你觉得你是一个老板，还是一个其他角色呢？
韩彦：不是老板，千万不要叫我老板。这两个字我都不喜欢，“老”也不喜欢，“板”也不喜欢。当然从角色上说，我是大家的老板，但我更愿意他们叫我Herry。年龄只是物理属性，不能决定心的状态。年轻人也可以很成熟，年纪大也可能不ready。所以在那一刻，我更像是和他一起看人生脉络的人，不是在用老板的位置审判他
蒲凡：我突然心情很不好，因为你说到“下船”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最开始聊起的那个“超能力”：在这段经历里，你终究有一天会吃饱的。当你吃饱的那一天，你会因为什么对心资本产生饱腹感，然后离它而去？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心情其实有点难过。
曹玮钰：就是按照你过往的经历，很有可能。你的灯泡又灭了，你又想去找下一个灯泡了。
韩彦：好问题。你知道吗，我的灯泡已经第二次迭代了。第一次迭代，是从微软、麦肯锡到VC。那个迭代叫时间轴会移动，会抽离审视。第二次迭代已经不一样了。在光速阶段，我们也迭代了很多次，你们是知道的。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悟到一件事：换灯泡不解决问题，要修灯泡。
蒲凡：你现在是有修灯泡能力了。
韩彦：现在到第三阶段了，第三阶段我已经不是修灯泡了。
曹玮钰：你变成了爱迪生，你造灯泡。
韩彦：我造灯泡了。而且我悟到的是，要持续造灯泡。不要预期什么时候造好，也不要预期什么时候造不好；不要预期好，也不要预期不好。用心做好，就都是好。这已经是第三次迭代了。我期待第三次迭代是一个永久状态。
蒲凡：你之前那个经历在心资本，你争取不让它再发生，对吧？
韩彦：至少不能以同样的形式、没有收获地发生。你也知道，原来的体系里，灯泡也亮过、暗过、又亮过、又暗过好几次。每一次我都有迭代，有升级。历史一定会惊人地相似，但不能无收获、无迭代地发生。我觉得自己在原来的历史里都迭代了，有认知、有进步。这样就够了。
蒲凡：我相信你，因为你这句话也是笑着说出来的，我觉得看到了这种自信。
韩彦：由衷的。因为我已经看到，所有事情都是人生的修行。无论你是老板、员工、创始人，无论在光速中国还是心资本，都在修自己的那条路。能在一起折腾，都是缘分，都是爱。分开也是爱，只是缘尽了。能纠缠，说明缘分至深；不纠缠了，就是两个人功课都结束了。能纠缠，都是爱，真的。
蒲凡：说到这里我想追加一个问题，2015年，你第一次灵修的那个下午，你脑子里想的是哪个问题？
韩彦：我想的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怎么会坐在这里？怎么会去了一个10天没有目标的地方？怎么会让自己这么痛苦地坐在这里？退也退不了。我跟住持聊了4个小时，被他说服了。后来我想，算了，我就坐吧，反正还有6天，已经快过半了。后来我发现，那个痛苦才是巨大的宝藏。
蒲凡：住持跟你说了什么？
韩彦：他告诉我：你遇到痛苦就放下。你以为把这个重担放下了，其实这个重担原本是可以带着它、解决它，最后达到终极放下的。但是因为你主动选择放下，你再也没有放下的权利了，你会一直背着它。有点PUA，对吧？但我听了以后，瞬间觉得有道理。
曹玮钰：瞬间有被PUA到。
韩彦：我现在知道PUA这个词后，才觉得原来可以这么形容。但当时我真的觉得有道理。这件功课本身是要度过的。你选择放下，以为就度过了，其实反而会背得更紧。所以挑战和痛苦都是给你的宝藏。其他人躺着、爽着，你突然因为不爽，被逼出来了。你们刚才说行业共识，我最近看到一些完全不起眼、很难、很年轻的团队，被逼得特别优秀。这就是2011年的光速，2022年的心资本。它们从痛苦中而生，坚持本心，小、丑、不起眼，但特别强大。
蒲凡：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