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之后，对于伊朗神权这种强大的圣战专制帝国来说，其最恐怖的危险是什么？
实际上，既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美国，更不是经济崩溃，而是胜利之后和平生活下（石油解禁+海峡收费）日趋富足安详后必然导致的统治者意志退化——软弱的慈悲心。
在这里，我们必须理解现实政治框架下，什么样的统治者，才会是伊朗这种专制帝国的亡国之君？
抛开不必要的偏见，客观而言，法国大革命、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苏联解体，无数事实以无情的残酷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专制制度下的真正亡国之君，往往（非全部）都具备一个“可怕”的特点。
那就是软弱的慈悲心，而这就是伊朗圣战体制未来最大的危险。
路易十六喜欢阅读卢梭和伏尔泰的政治理论，他在读完这些自由主义社会科学之后曾吐出这样一句名谚，“无论任何情势，我都绝不会向自己的人民拔剑”。
“我很难想象，这个年轻人竟然真的相信伏尔泰的人文主义适合一个君主统治国家”
——腓特烈大王评价与自己讨论伏尔泰的路易十六
他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做的：
当巴黎高等法院不断否决他的财政改革提议时，路易十六没有如他的祖父那般派出骑兵把法官枪毙，而是尝试亲自与法官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
当三级会议独自召开并自命为脱离国王控制的国民议会时，路易十六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派出掷弹兵抓捕反抗者，而是不断派使者努力劝说议会领袖妥协；
当巴黎暴民攻取巴士底狱时，路易十六没有像路易十四那般命令郊区的国王大军对巴黎进行炮击，而是不顾军队的劝阻承认了巴黎的既成事实，并欣赏了叛乱首领拉法耶特；
作为一个手握大军的专制君主，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在民众面前妥协退让，直至巴黎的民军突然袭击郊区王宫囚禁了路易十六，并最终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部下士兵的被迫消极抵抗，如瑞士雇佣军保卫王宫，路易十六始终坚持用沟通的方式、讨论的办法和对话的渠道而非大炮和步枪来应对革命的挑战，最终他也变成了亡国之君。
无独有偶，饱读西方人文读物并深受其害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也是如此，当1978年石油价格暴跌，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巴列维做的不是加强对国家的管控，而是听从西方权威政治理论家和美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建议——放松控制、取消社团管制、舆论限制和报禁，这迅速引发大量的反政府阴谋论（如雷克戏剧大火案）和严厉的社会动荡。
“我宁愿放弃王位流亡，也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巴列维1978年3月
面对动荡，巴列维没有麾下将军的建议——用机关枪扫射叛乱者，而是下令宣布大赦，将危险的政治犯统统释放，这进一步恶化了政治形势；
当叛乱蔓延到失控，冲击政府大楼，当地伊朗官员韦奥西下令开枪造成伤亡并试图自行恢复秩序时（1979年伊朗革命的“黑色星期五”），巴列维不但没有奖赏这些坚守岗位的部下，反而将其解除职务并逮捕，更糟糕的是，巴列维还在电视机前内阁会议上落泪悼念叛乱者并训斥军方的镇压；
当国王的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萨瓦克负责人Parvit Sabeti向巴列维提出一份1500人的抓捕名单，并要求严厉的大清洗时，巴列维不但没有下令执行，反而将忠实的Sabeti免职；
更糟糕的是，当叛乱进一步蔓延，巴列维不但没有下令镇压，反而不顾将军们劝阻，发表了全国公开演讲向叛乱者屈服，声称“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他下令逮捕前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纳西里（因为他坚决武力镇压叛乱），并审判自己最忠诚的下属霍伟达及多名强硬派军队高官，这让亲国王的军方和建制派陷入绝望。
当形势开始急剧恶化，巴列维不是下令军队戒严镇压，而是选择出逃国外。最终使得革命不可遏制，直至完全失控。
“巴列维国王最大的肤浅，就是读太多西方伦理的政治学说‘诗歌’，这严重腐化了他的基本判断力和政治意志，以至于一个波斯帝王竟然会选择向暴民不战而降，这简直令人发指。”
——伊朗前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Parvit Sabeti嘲讽自己的君主
作为1979年革命的过来人和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今天的伊朗圣战统治者之所以能够驾驭革命和战争的残酷考验，就是因为他们比自己的国内外对手更加深刻认识到巴列维王朝崩溃的最重要原因——那就是巴列维的意志软弱——他全副武装，却多愁善感。
事实上，今天的伊朗圣战统治者坚决避免了巴列维所有犯过的错误，当革命和战争的恐怖再次笼罩伊朗之时，他们：
①务实地默默修正破坏性的政策，但绝不公开承担任何责任；
②严厉加强社会的管制并施加残酷的大清洗，而非放松社会控制以讨好国内外敌人；
③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消灭国内潜在威胁，不惜血流成河，而非寄希望于毫无意义的对话；
④完全不在乎舆论的辱骂，而更注重采取更高效的手段摧毁对手；
⑤最最重要的是，他们更关注士兵的忠诚，而非舆论的赞美；
与崇拜西方现代政治伦理的路易十六、巴列维和戈尔巴乔夫不同，伊朗圣战统治者笃信的是伊斯兰波斯的帝国体系思想传承和现代东方式的铁腕政治，从赫赫有名的残酷波斯军阀叶尔孤白，到征服半个亚洲的帖木儿和纳尔迪沙，再到布尔什维克的斯大林，这样的统治者从里到外都透露着古老蛮荒亚洲政治野兽的冷酷无情。
因此，当现代青春革命的浪漫人群在德黑兰街头涌动、当幼稚的西方敌人发起愚蠢的战争的时候，面对新生代那些所谓轻灵欢快的口号和软弱肤浅的西方领袖，拥有六千年残酷智慧的伊朗圣战统治者根本不会有任何触动，更不会有任何巴列维式不必要的精神内耗，他们将以叶尔孤白的兵法、帖木儿的手段、纳尔迪沙的嗜血和斯大林的意志，毫不犹豫地予以碾压。
实际上，很少有人意识到，当伊朗圣战者能够毫不犹豫地用自动步枪和大炮将街头的人潮血洗时，随着成千上万人的倒下，就意味着伊朗圣战者在政治上将是不可战胜的。
残酷的现实政治规律如同《商君书》所言：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
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故胜敌之本在制民”。
伊朗圣战者用武力无情地碾压了他的人民，所以就最契合符合商君眼里现实政治的胜利大道，也就昭示着其在接下来与西方的战争中将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可以让自己的人民为祖国做出最彻底的牺牲，而这就是专制帝国韧性之本。
即，如同帖木儿大帝、纳迪尔沙大帝和斯大林大元帅在无数极端残酷战争中所展现的那样，对于专制帝国来说，统治者的意志越残酷，帝国的韧性就越不可撼动，统治者的意志越坚决，帝国的力量就越强大，反之亦然。
然而，对于东方帝国来说，真正的悲剧在于，专制统治者那种令最野蛮的猛兽也要恐惧的强大意志是极其稀缺的，因为绝非可以凭空出现，它只可能磨炼于最残酷的战争，成长于最恐怖的搏杀，勃发于最危险的死斗，而优越的生活、富足的享乐以及和平的安全感，则会如无处不在的氧化那般腐蚀、消磨进而摧毁这种意志。
事实上，就如奥斯曼帝国的大政治家科普鲁律帕夏曾经说过，“伟大的苏丹绝不能沉浸在宫廷的奢靡，他必须终身生活在马鞍和兵营之间，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足够驱动帝国的强大意志。”
对于伊朗的神权来说，它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幸运就在于其现今的领导层，基本都经历过1979年残酷革命和上世纪八十年代漫长战争的磨炼，本身就具备将残酷斗争习以为常的钢铁统治意志，而多年来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伊朗国内外血腥冲突又使得这种意志得到充分的磨洗而非生锈。
于是，当真正的大危机到来时，这些伊朗圣战者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最残酷却也是最理性的手段，进而使得神权体制转危为安甚至更胜于以往，恰恰是因为曾经的动荡和危机真正锤炼了他们。
然而，历史的不幸就在于此。
当今天的伊朗领导层随时间而逐渐凋零之后，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的磨炼却只享受过富足生活的新生代统治者可能会主掌伊朗，但这些人的意志很可能不像其祖辈、父辈那般残酷无情且心狠手辣，他们更可能像成长于和平幸福之下的路易十六、戈尔巴乔夫和巴列维国王那般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腐蚀，继而丧失残酷无情的统治决心，反而催生出不切实际的盲目慈悲心。
而这就是专制帝国毁灭的根源，专制帝国的崛起源于统治者的意志，而其衰亡也是如此。
于是，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只需一场新的大危机降临，伊朗专制神权统治就可能陷入真正的崩溃，而这就是历史对专制帝国的最可怕诅咒——也是这种体系无法逃脱的命运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