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历史性演讲（又称“文明宣言”）十二周年。此时此刻，重温“文明宣言”所倡导的理念，推广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为化解全球冲突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近日，观察者网特邀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会长、《文明》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娄晓琪进行对话。娄会长及其团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经过十一年精心筹划，最终完成了“《文明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Ⅰ”（简称“文明长卷Ⅰ”）的编撰与全球发布。该成果以2014《文明宣言》和2023《全球文明倡议》联合国六种语言加中国书法，融合世界195个国家的世界遗产与世界非遗构成长卷在联合国多平台同步展出，有力推动了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内核的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认同。

本文作者在办公室《文明》杂志墙前录制节目

观察者网：2026年，我们迎来联合国启动“不同文明对话年”及开启“文明对话全球议程”25周年。去年，你们为传播中国文明议程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布了“《文明宣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画卷Ⅰ”（简称“文明长卷Ⅰ”）。从文明研究学术史看，这种视觉化、全景式的呈现方式，对超越“西方中心”或“冲突叙事”的传统文明理论，有什么方法论上的突破？

娄晓琪：我们创作《文明长卷》的一个初衷，就是要以文明标识整体性地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角色，特别是中国的角色。近年来，大家熟悉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但这个倡议的深层基础，是更早形成的以《文明宣言》为基础的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关键历史节点：2014年3月27日。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首次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的正式形成，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逻辑。

在中国文化中，12年象征着一个轮回、完整和更新。从2014年《文明宣言》到现在，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其实是为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方法和逻辑，而其思想基础，正是2014年《文明宣言》揭示的世界文明进步的这个动力原则。在“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提出之前，人类文明发展更多是一种“自然行为”；这一思想的提出，就像发现了文明发展的“万有引力定律”暨揭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动力性规律，使其转变为一种“自觉行为”，让我们掌握了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钥匙。

《文明长卷I》纽约联合国总部展览《文明》杂志图片

很多人对“文明宣言”的价值认识还不够。大家熟知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倡议”，我们认为其中“全球文明倡议”是最核心的，而其基础正是“文明宣言”所揭示的规律。这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智慧，其当代价值是以文明为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尺度。它主张在尊重发展差异性、民族性、阶段性的基础上，寻求共同性。

文明交流互鉴：根植于对中国五千年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认知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些理论的提出，是否与当下的思潮演变有关？过去一百多年，我们面对的是西方文化的压倒性输入，很多人也受到“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但最近十多年，我们开始走出这种叙事，提出自己的中华文明观，这与历史大背景有何关联？中华文明观与西方的“文明冲突论”根本不同在哪里？中国的思想智慧能提供哪些有价值的补充？

娄晓琪：在近现代历史中，西方凭借科技优势实现了发展和扩张，其成果也惠及了世界，这是其在特定阶段的贡献。我们之所以能对文明发展做出更有价值的判断，是基于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是多起源、多阶段、多民族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历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形态的缩影。正因为我们经历了如此复杂漫长的融合发展，对不同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理解会比一些民族、区域相对单一的国家更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正是基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和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自身的深刻认知与反省。这既是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

这与“文明冲突论”有本质区别。亨廷顿所讲的“文明冲突”，更多是狭义的、基于特定历史阶段和区域的文化性冲突，而非广义的、具有全人类性的文明之间的必然冲突。冲突的根源，往往是强行输出自己的标准，试图改变别人的习惯和认知。

比如说伊朗。西方有些人认为它是落后的，无法指望伊朗自己去改变，那就强硬地用自己的标准去改变，改变不了就对动武，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如果你在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各美其美，冲突并非必然。我们不否认西方近现代科技的贡献，但其对外输出理念的方式往往是粗暴的。

2014年的演讲，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被各国广泛认可为“文明宣言”。从“文明宣言”到“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为世界提供了新的理念和方法，这既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修补，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其核心在于，它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学规律：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现实，而交流互鉴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为理解世界和推动进步提供了更富建设性的框架。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各美其美”，尊重彼此的文明传统，这与我们“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很一致。国际上，西方理论也常提“多元化”，但如今其多元化似乎走向了极端；同时，西方也有学者提出“多元现代性”来反对西方中心叙事。那么，我们中华文明观的理念与这些西方理论的核心差异在哪里？

娄晓琪：西方所提的“多元化”，往往是以其自身的发展阶段、认知和标准为基准的。不符合其标准的，就被视为落后。这是一种将“西方化”绝对化、单一化的思维。

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我们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如自治区）时，承认它们与中心城市的发展程度、特点存在差异，但我们不认为那就是“落后”。我们尊重其民族性和习俗，同时将好的资源、经验与他们分享，帮助他们发展丰富，而不是否定他们的生活方式。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的“多元”往往是“你必须按我的标准来多元”，是一种有条件的、单向的包容；而我们的“和而不同”，是在尊重差异本身的前提下，寻求共同发展。

就像我们曾经积极学习欧美，是看到了它们先进的地方，并吸收结合自身，从而实现了发展。但一些西方思维习惯于“唯我标准为正确”，却不愿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而有些问题，恰恰需要在与他者的交流互鉴中，像“照镜子”一样，才能看清自己、获得解决。

《文明长卷1》中的墨西哥部分

现在，许多到中国深入体验后的西方人士，都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变化和进步。我们当然还存在问题，但我们正以积极开放的态度，通过自身努力和国际交往、比较观察来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不仅观察自身不同族群和区域，也将亚洲乃至世界作为观察者，接收各方信息，以此校准我们的发展方向。

中国进步的一大特点是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任何发展都永远会与问题并存，关键是以“观察者”的视角——这个观察者不是单一的“我们”，而是来自不同角度、区域、群体的多元观察——进行动态整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以文明为帆，以更客观、更符合人类及本国发展的共同价值标准（文明价值观）来衡量，努力追求更富成效的发展路径。这就是“知行合一，文明为帆”的当代实践。

霸权和战争VS交流互鉴和开放

观察者网：文明冲突理论为什么在西方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历史上就是各种文明之间几千年不断的打斗中延续下来的。比如说伊朗战争，也会被认为这是犹太、基督教、伊斯兰等这些宗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我们的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各美其美，互相尊重，彼此发展，但是面对这样一个被强权逻辑破坏的国际秩序，冲突已经在各地发生，我们在提倡全球文明观的同时，是否也有一些解决冲突、寻求和平方面的可行性实践？

娄晓琪：我们还是回归到习近平总书记“文明宣言”逻辑。他讲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丰富的。“多彩”和“丰富”就说明了文明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价值构成各不相同。

比如西方近现代史上，常常用军事解决问题。这是人类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你看中国近40年来的发展，我们没有通过战争，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懂得了交流互鉴的价值，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发展。

过去美国不仅欺负弱小国家，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它也欺负。但并不是因为它欺负过我们，我们就认为美国所有的东西都不好。美国的霸权主义、侵略行径、不公平是非常不好的，但美国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教育成果和艺术成果是好的，我们不能抹杀。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

所以我们一方面坚决抵制它的干预主义、侵略行径；另一方面，我们坚定地学习、开放市场，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人才、经验和知识体系。这和我们民族的发展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明宣言》和《全球文明倡议》及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文明发展的论述，清晰勾画和形成了当代中国全球文明观，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现在常讲“两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代表的现代先进思想，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具体实际发展中相结合。

今天我们还要提出另一个概念：中国还有一个“两结合”，那就是以习近平文明宣言和全球文明倡议（及四大全球倡议）为基础，形成推动人类文明对话、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论，并结合人类未来发展，提出面向世界未来的中国方案。简单概括，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状态是不同的。它们处于共同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位置；它们具有共同价值，但这个价值的轻重、宽窄是方向相同，而不是数量标准绝对相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发展的、递进的、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