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乡村传统庙会正在经历一场不应发生的溃败。四川什邡马井元宵会、山东蓬莱丘祖庙会、四川北川片口乡“上九会”等延续数百年的民俗活动，因“工程施工”“防火压力”“安全考量”等理由被轻易取消。而那些仍在举办的庙会，也多在“做减法”——取消核心环节、压缩规模、降低规格，以一种“苟延残喘”的姿态勉强维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西、河南、浙江等地却在主动创新、升级扩容，将庙会打造为文旅消费的新引擎。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分化，不是资源禀赋的差异，而是治理能力的分野；不是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是主观意愿的缺失。那些只会“一刀切”取消的地方，不是因为庙会本身有多危险，而是因为基层干部已经习惯了用“不干事”来“不出事”；不是因为财政有多困难，而是因为创新需要担当，而担当恰恰是当下最稀缺的品质。本文无意“理解”基层的苦衷，更无意“怜惜”基层的疲态——因为真正的疲态是能力不足的表现，而能力不足恰恰是不作为的后果。本文旨在撕开“安全第一”的遮羞布，揭示“一禁了之”背后的治理惰性，追问那些本该响起的锣鼓声，究竟是被谁、被什么所扼杀。
一、引言：锣鼓声为何沉寂？
2026年农历二月二，西北某县的古会现场，没有往年的锣鼓喧天，没有秦腔的高亢嘹亮，没有商贩的此起彼伏，只有几个老人在空荡荡的戏台前烧了几炷香，然后默默离开。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安全考量”。这不是孤例。四川什邡，延续数百年的马井元宵会因河道施工停办；山东蓬莱，丘祖庙会因为“气候干燥”取消；四川北川，片口乡“上九会”因“安全考量”叫停。
与此同时，山西的庙会上，数千架无人机正拼出晋侯鸟尊的图案，陈醋冰激凌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爆款，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4亿次。河南新密，18个乡镇的庙会正在系统化升级，个别商户单日销售额近万元。浙江宁波，文化特派员驻村指导，庙会从“老年人的聚会”变成了“全村的节日”。
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政策导向，同一种民俗形式，为什么会有如此悬殊的命运？这不是资源的问题——山西的无人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河南的商户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这是人的问题，是治理能力的问题，是基层干部愿不愿意干事、会不会干事、敢不敢干事的问题。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写道：“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习惯于像旁观者一样注视公共事务，而不是像参与者一样投入其中。”这句话在今天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注脚：当基层干部也成为“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时，那些本该由他们守护的乡土文化，便只能在“安全第一”的口号中悄然消亡。
本文无意“理解”那些取消庙会的基层干部，无意“共情”他们的所谓“压力”，更无意“怜惜”他们的所谓“疲态”。因为真正的疲态，是跑完马拉松之后的力竭，而不是连起跑线都不敢站的怯懦。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当下庙会的困境，我们更多的是“怒其不争”——怒其面对问题时的一禁了之，怒其面对责任时的推诿退缩，怒其面对传统时的冷漠麻木。
本文要做的，是撕开“安全第一”的遮羞布，揭示“一禁了之”背后的治理惰性，追问那些本该响起的锣鼓声，究竟是被谁、被什么所扼杀。
二、庙会之重：为什么它值得被守护？
在讨论庙会的存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庙会值得被守护吗？如果它只是一场可有可无的“热闹”，那么取消了也就取消了，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事实远非如此。
（一）庙会：乡土社会的“文化蓄水池” 庙会从来不只是“唱戏+摆摊”。它是乡土社会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承载着多重不可替代的功能。
第一，庙会是集体记忆的容器。 对于无数中国人来说，童年记忆中最鲜活的画面，往往是跟着长辈逛庙会、看大戏、吃糖葫芦的场景。这些记忆构成了一个人的文化认同的底色。当庙会消失，一代人的记忆便无处安放。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记忆是灵魂的抄写员。”当庙会这个“抄写员”被解雇，乡愁便只剩下空洞的符号。
第二，庙会是社会交往的纽带。 在日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庙会是难得的人际交往场景。亲戚朋友一年一度唯一的聚会理由，邻里之间为数不多的共同活动，都在庙会上发生。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前者基于血缘、地缘和情感，后者基于利益、契约和理性。庙会正是“共同体”的典型载体。当庙会消失，共同体便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乡村便朝着纯粹的“社会”滑落——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益，不再有温情。
第三，庙会是文化传承的现场。 秦腔、社火、剪纸、面塑……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高度依赖庙会这样的展示平台。没有观众，就没有传承；没有庙会，就没有观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是其核心特征——它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被体验、被传递。庙会正是这种“活态传承”的典型场域。当庙会被取消，非遗便从“活态”走向“静态”，从“生活”走向“博物馆”，从“传承”走向“消亡”。
第四，庙会是地方经济的引擎。 河南新密的经验表明，一场成功的庙会可以带动数百商户、创造数百万收入。庙会期间，餐饮、零售、交通、住宿等多个行业都被激活。这不是“负担”，这是“投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已指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庙会正是激活消费、畅通循环的有效场景。那些以“省钱”为名取消庙会的地方，恰恰忘记了：不花钱，也挣不到钱。
（二）庙会消亡的代价：文化断层与治理溃败
庙会的消亡，从来不只是庙会本身的消亡。
从文化层面看，庙会消亡意味着文化断层的加速。当年轻人不再知道庙会长什么样，当老艺人带着手艺离去，当那些延续数百年的仪式被遗忘，文化的根脉便在一寸一寸地断裂。这种断裂是不可逆的——正如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后，再也无法重新栽种。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曾发出警示：“亡国者，非必兵戈之惨，而文化之亡实为最剧。”庙会之“小”，关乎文化之“大”。一个连自己的庙会都保不住的地方，很难说它在守护自己的文化根脉。
从治理层面看，庙会消亡意味着治理能力的退化。当“取消”成为基层面对复杂问题的首选方案，一种制度性的懒政依赖便会形成。今天取消庙会，明天取消集市，后天关闭大集——“一禁了之”一旦成为习惯，解决问题的手艺便会生锈，直面矛盾的勇气便会萎缩。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言：“在一个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的政治体系中，公民的美德会逐渐消亡，而统治者的能力也会随之退化。”这段话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基层干部习惯于“服从”于“不出事”的指令，而不是“参与”到“怎么办好”的探索中，他们的治理能力便会在“服从”中生锈。
三、分化的真相：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一）“做加法”的地方：他们在干什么？
先看那些“能办”的地方是怎么做的。这些地方的实践，恰恰证明了庙会完全可以安全、热闹、经济、文化“四赢”。
山西：用科技和创意重新定义庙会
2026年春节，山西庙会交出了一份令人惊艳的答卷。平遥古城引入互动投影技术，让游客“走进”光影流转的古城四季；数千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拼出晋侯鸟尊、蒙山大佛等文化符号；陈醋冰激凌、沙棘酸奶、汾酒巧克力等“老味道新吃法”成为年轻人打卡爆款。结果是：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4亿次，景区视频播放量超千亿次。
这不是天降横财，这是主动作为。山西文旅部门没有说“庙会风险太大，取消算了”，而是思考“怎么让庙会既安全又好玩”。他们用科技手段分流人流，用创意产品吸引年轻人，用系统策划提升体验。美国营销学学者菲利普·科特勒曾说：“市场总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山西庙会的成功，恰恰在于拥抱了变化——用新的形式承载旧的灵魂，用新的技术守护旧的记忆。
河南新密：从“村里凑钱请戏”到“政府主导升级”
河南新密市明确提出“规范提升全市庙会，形成18个镇办各有品牌”的目标。以“霍雷庙会”为例，政府主导重新规划场地、盘活空置门面房、精选名优小吃与非遗产品，并组建2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保障安全。庙会期间，200多家商户入驻，个别经营户单日销售额近万元，实现经济总收入300多万元。
新密的做法说明：庙会完全可以从“负担”变成“引擎”。关键在于政府愿不愿意牵头、会不会组织、敢不敢投入。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在《管子·牧民》中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新密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脚：庙会兴而知活力，消费旺而知信心。那些只会取消的地方，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
湖北大悟：村民自己把事扛起来
湖北大悟县玄坛村，从2006年开始，把传统庙会变成“村民自己的艺术节”。19年来，村民自编自导自演，节目土味十足但热情高涨。如今已衍生出“农民舞蹈赛”、直播带货等分支活动，从“草台班子”蝶变成全县的“文化IP”，带动茶叶产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
这个案例最有说服力：即使没有政府的强力支持，只要老百姓在乎，庙会就能活下去。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玄坛村的村民正是“帮助自己的人”——他们没有等靠要，而是自己动手、自己组织、自己创造。而那些取消庙会的地方，给出的理由往往是“村民不愿意集资了”“没人牵头了”——这恰恰说明，不是庙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基层干部已经失去了动员群众的能力，也失去了相信群众的勇气。
（二）“做减法”的地方：他们凭什么取消？ 再看那些“不办”的地方给出的理由。这些理由，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
理由一：工程施工
四川什邡马井元宵会，因“河道岁修与道路维修工程”取消。问题是：工程不能提前规划吗？场地不能临时调整吗？活动不能换个地方办吗？几百年的庙会，因为一条路的维修就停办了。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说：“借口总是比原因多。”工程只是“原因”，取消才是“目的”——不是因为工程必须导致取消，而是因为取消正好找到了工程这个“借口”。
理由二：防火压力
山东蓬莱丘祖庙会，因“气候干燥，降水偏少，森林防火形势极为严峻”取消。问题是：防火和庙会一定矛盾吗？福建长泰城关村的做法是：把火把换成荧光棒，取消焚香，保留巡游。火患消除了，活动照样办。蓬莱为什么不学？是因为不知道，还是不愿意？中国民间有句谚语：“办法总比困难多。”蓬莱的做法恰恰相反——困难总比办法多，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去找办法。
理由三：安全考量
四川北川片口乡“上九会”，官方公告仅笼统称“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便取消。这是最省事的理由——安全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问题是：什么样的安全风险？有没有评估过？能不能管控？有没有尝试过其他方案？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取消”。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提出：“在现代社会，风险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定义、被选择的。”北川的选择是：把“安全”定义得无限宽泛，然后把庙会定义为“风险源”，最后用“安全”的名义取消它。这不是安全第一，这是懒政第一。
四、治理惰性：一禁了之的真相
（一）“安全”是如何成为遮羞布的？
“安全第一”当然没错。问题是，当“安全”成为一切不作为的挡箭牌时，它就变味了。
在当前的问责体系下，基层干部面临一个“理性选择”：办庙会，收益是模糊的（老百姓高兴几天，但不算政绩），风险是清晰的（一旦出事，丢官甚至坐牢）；不办庙会，损失是模糊的（被骂几句懒政），收益是清晰的（绝对安全，绝对不会被问责）。
于是，“取消”就成了理性选择。这不是“没有办法”，这是“不想有办法”。因为想办法需要动脑子、花时间、担风险，而取消只需要发一个公告。
这不是疲态，这是惰态。疲态是累倒在工作岗位上，惰态是躺在工作岗位上什么都不干。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荣誉不属于那些批评家，不属于那些指出强者如何跌倒的人。荣誉属于真正站在竞技场上的人，属于脸上沾满灰尘、汗水和鲜血的人。”那些取消庙会的干部，连竞技场都不敢进，遑论荣誉？
（二）“没钱”是如何成为借口的？
另一个常见的理由是“财政困难”。问题是：山西、河南、湖北就不困难吗？
中国绝大多数县域财政都是“吃饭财政”，靠转移支付过日子。但为什么有的地方能挤出钱来办庙会，有的地方就挤不出来？因为前者把庙会当作“投资”——投入安保、投入策划、投入宣传，换来的是消费增长、文化活力、群众满意；后者把庙会当作“负担”——只想省钱，最好一分不花。
更讽刺的是，那些说“没钱”的地方，往往有钱修广场、刷墙面、搞形式主义的“观摩点”。不是真没钱，而是钱用在了“上级看得见”的地方，而不是“老百姓感受得到”的地方。中国古代政治家晏婴曾说：“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问题是，在当前的考核导向下，什么是“利于国”？是让上级满意的“面子工程”，还是让百姓受益的“里子工程”？当“里子”不能被看见、不能被考核时，它自然就被放弃了。
（三）“没人”是如何成为托词的？
还有一个理由是“人手不够”。一个乡镇派出所只有3-5名民警，确实管不了几万人的庙会。
但问题是：庙会一定要靠政府包办吗？湖北大悟的庙会是村民自己办的，福建长泰的改造是村老人协会牵头的，陕西哑兴村的重启是村民自发捐款的。政府需要做的，不是包揽一切，而是守住底线——交通疏导、消防备勤、应急预案。其他的，完全可以交给社会、交给市场、交给群众。
那些说“没人”的地方，不是真没人，而是失去了动员群众的能力，也失去了相信群众的勇气。中国共产党的老传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基层干部不再相信群众能自己办好自己的事时，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庙会，更是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那些取消庙会的地方，既没有去找桥，也没有去找船，而是直接说“河太宽，不过了”。
五、不堪的真相：锣鼓声为何再也响不起来？
最令人不安的，不是那些被取消的庙会，而是那些“苟延残喘”的庙会——取消唱戏、取消游神、取消宴席，只剩下几个老人烧几炷香。它们没有死，但比死更可怕：它们在慢慢凋零，而所有人都在假装看不见。
（一）文化断层的不可逆
庙会不是一场活动，它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蓄水池。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乡愁的寄托、邻里交往的纽带，都凝聚在每年那几天里。
当庙会连续几年取消或简化，会发生什么？年轻人不再记得庙会长什么样，不再期待庙会的到来；老人渐渐离去，那些会唱戏、会扎社火、会组织活动的手艺人，走了就没了；等到想恢复的时候，观众没了、演员没了、那个“场”也聚不起来了。
文化断层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不可逆的。锣鼓声一旦沉寂，再想敲响，比登天还难。中国近代文化巨匠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写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适用于学术，也适用于文化。当庙会这个“独立”的文化空间被取消，当乡村失去了“自由”地庆祝、聚集、表达的机会，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正在流失——那是一个地方的魂魄。
（二）治理能力的退化
更可怕的是，当“取消”成为基层应对复杂问题的首选方案时，治理能力就会迅速退化。
管理乱摆摊？取消集市。担心烟花爆竹？全域禁放。老人聚餐有风险？关闭农村大集。这种“一禁了之”的思维方式，会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懒政依赖——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怎么解决”，而是“怎么取消”。
久而久之，基层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回避问题的手段越来越熟练。这不是疲态，这是溃败——治理能力的溃败。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曾言：“邪恶得以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的人们无所作为。”在庙会这件事上，“无所作为”的不只是善良的人们，更是本应有所作为的基层干部。当“不作为”成为一种系统性选择，邪恶不必盛行，冷漠已经足够。
（三）谁该为沉寂的锣鼓声负责？
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些本该响起的锣鼓声，究竟是被谁、被什么所扼杀？
不是被“安全”所扼杀。安全从来不是不办的理由，而是怎么办好的理由。
不是被“财政”所扼杀。比西北更穷的地方，也有把庙会办得红红火火的。
不是被“人手”所扼杀。村民自己都能办起来的事，政府有什么理由说“没人”？
真正扼杀锣鼓声的，是基层干部的“怕”——怕出事、怕花钱、怕麻烦、怕担责。而这种“怕”，已经从一个理性的风险判断，演变成了一种系统的治理惰性。它让本该响起的锣鼓声沉寂，让本该热闹的乡村冷清，让本该传承的文化断档。
这不是疲态，这是溃败。我们不怜惜，我们只追问。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写道：“在灾难中，人们最可悲的不是灾难本身，而是人们逐渐习惯了灾难。”对于庙会的消失，最可悲的不是庙会没了，而是我们逐渐习惯了它的消失——习惯了“安全第一”的说辞，习惯了“财政困难”的借口，习惯了“没人没钱”的托词，习惯了在春天里再也听不到锣鼓声。
六、结论：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乡村传统庙会的分化，本质上是基层治理能力的分化。那些能办的地方证明：庙会完全可以安全、热闹、经济、文化“四赢”。那些取消的地方暴露的，不是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是主观意愿的缺失。
我们不接受“理解万岁”的廉价同情。基层干部的“压力”我们理解，但理解不等于纵容；基层的“困难”我们看见，但看见不等于接受。当山西的庙会上空无人机闪耀时，西北某个乡镇的干部正在发公告说“因安全考量取消”——这个对比，不是资源差距，而是担当差距。
锣鼓声不会在所有村庄同时响起。但只要还有一个地方的庙会还在办、还在创新、还在吸引年轻人，那些“取消”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借口。不是不能，而是不为。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向死而生”——正是因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人们才会更加珍惜当下、活出意义。套用这个概念，我们的乡村正在“向消而亡”——正是因为庙会正在消失，我们才更应该追问：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把它找回来？
我们哀叹的，不是庙会的消失，而是治理能力的退化。我们嘲讽的，不是基层的困难，而是“一禁了之”的懒惰。我们批评的，不是某个干部的选择，而是让“不干事”成为“不出事”最优解的整个系统。
但愿那些沉寂的锣鼓声，还有重新响起的一天。正如诗人北岛在《回答》中所写：“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庙会的存废问题上，“一禁了之”成了懒政者的通行证，而那些真正为文化传承付出努力的人，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会被刻在墓志铭上，但锣鼓声会记住他们。
但愿那一天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