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为什么王虹到了国外才被“看见”？》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哎，怎么说呢，道理讲起来头头是道，然而，却并不是现实情况。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能得到王虹那样的温柔对待，其实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就王虹本身的经历来讲，还得不出国外比较宽容的结论来。

王虹是数学家，她的结论就比较严谨，她将其归功于导师。这是又一个伯乐知人善任，最终获得成功的例子。如同熊庆来之于华罗庚，让他摆脱学历的要求，又如张盖凡教授之于马伟明，让他摆脱严格的作息制度，顺应天性。

就大家所知，批评欧洲科技落后的一大责任就是欧洲大学和研究机构普遍的大锅饭，还有随心所欲的左派思想。说实话，这些东西毁掉了整个欧洲的科技，而数学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在研究机构呆过的人大概知道，二三十年前，我们几乎都要到国外才能出成果，原因真不是由于宽容，恰恰相反，国外实验室工作强度大得多，竞争更强。

真实的原因无非是国内太穷了，动力不足。加之实验条件差，有动力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真不能说国外宽容，但可以说国外教授有资源，有权力。它成，可以托举王虹，说它败，它也可以毁灭张益唐的学术时光。

我曾经见过发过三五篇”自然“的加拿大学者，还找不到一个正式的教职的。当时我们就在讨论，这在国内院士都比不上呀。我还经常听一位学者的报告，他的成就许多都是原创且意义重大，在日本一个大学当了很多很多年的副教授，常年往中国跑。他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什么都有，人脉广得很。无非就是当时国内外工资相差几十倍，无法比较。比如2000年，国内年薪两万多，国外四五十万。而这还是大涨薪之后的情况。

很多年前，国外都不好呆，何况现在。

就王虹和邓煜来讲，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的成功是出于环境宽松，首先还是在于他们素质过硬。你看王虹，做出的成果太多了，甚至获奖都不一定是因为挂谷猜想。

所以，王虹并没有”躺平“几年，然后一鸣惊人的过程，相反，她是迅速取得成功，然后获得职位和高收入，然后继续前进，获取殊荣。

她的收入远高于普通的高校老师，美国普通的高校老师仅能维持温饱，甚至还有许多大学老师无家可归！

所以，你可以说导师宽容，不能说制度宽容。而张益唐的例子说明，这个制度一点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