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为“韬定律”到中国创新大生态——中美科技竞争的“胜负手”，从来不在华盛顿

编者按

PREFACE

华为近日发布“韬定律”，这是半导体技术首次由中国企业定义演进规律，被视为在先进制程硬件受限背景下开辟出一条架构创新的突围路径。虽然这一突破提振了中国科技界的信心，但中美科技竞争的长期态势并未因此改变。结构性竞争仍是底层逻辑，合作空间有限，筹码决定交易话语权。

作者指出，中美科技竞争的真正胜负手不在于紧盯美国，而在于能否形成创新大生态。这一大生态的关键，不只是政府的“有为”，更在于政府懂得“不做什么”。通过给予企业确定性的规则框架与足够的自主空间，让龙头企业而非政府部门主导产业生态的形成。

5月25日，华为在上海发布了“韬定律”（Tau (τ) Scaling Law）——这是半导体行业自摩尔定律提出以来，首次由中国企业定义技术演进规律。韬定律的核心突破，是把半导体演进的主战场从追求“空间上的极致微缩”（先进制程），转向追求“时间上的极致加速”（芯片内部通信速度和数据流转效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摩尔定律是在不断缩小房间面积的同时塞进更多人，而韬定律是让房间里的人走得更快、配合得更好，从而在同样大小的房间里完成更多工作。

更重要的是，韬定律提出了一条可能绕开EUV光刻机封锁的新路径。中国可以在成熟制程的基础上，通过架构创新和系统优化，实现接近甚至超越先进制程的实际性能。

这个消息给了中国科技界相当的信心。但信心之后，更需要清醒。

华为能做到的，是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个足以催生突破性创新的“小生态”——通过内部开放、容错机制和高强度研发投入，让技术创新在组织内部形成自我驱动的飞轮。但这种小生态，在中国几乎无法被复制。大疆或许是另一个特例，但拥有这样小生态的企业屈指可数。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的华为，而是一个能够孵化出更多华为的“大生态”。这个大生态的形成与否才是左右中美科技竞争胜负的真正关键。

中国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华为展位（图源：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美国可交易，但很难合作

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从未被打破

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这不是某届政府的政策选择，而是国际关系史上反复上演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崛起大国接近甚至威胁到守成大国的地位时，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回顾历史，这个陷阱从未被真正打破过。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与英国的守成，最终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初日本的扩张与美国的遏制，最终走向了太平洋战争；冷战时期苏联的挑战与美国的围堵，最终以苏联解体收场。

中美竞争会演变成什么？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竞争必然是主旋律，这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短期的暂时性稳定而改变。从根本上看，中美之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即便表面上合作，其底层逻辑仍然是竞争。

交易的前提是筹码

既然合作的空间有限，那么中美之间唯一能推进的交集，就是某种程度的“交易”。在各个非核心竞争领域的利益交换，甚至在竞争领域的某种相互促进的交易。

但交易的关键在于筹码。没有筹码，就没有坐上谈判桌的资格。

这个逻辑在前两周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带来了波音、苹果、美光，中国拿出了市场准入和采购承诺；中国希望在台湾问题上得到美国的战略背书，特朗普需要的是能在中期选举前展示的外交成果。每一项交易的背后，都是双方手里筹码的精准计算。

综合这两个判断可以看出：中美竞争和交易的底层逻辑，不在于对方有多强，而在于自己的竞争能力有多强、自己手里的筹码有多重。 盯着美国看，只能看到焦虑；盯着自己看，才能看到出路。

上海的一家华为门店（图源：华尔街日报）

胜负取决于我们，而不是美国

不是绝对的零和博弈，但有相对的输赢

从中国的视角看，中美之间并非是绝对的零和博弈。全球市场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汽车行业发展了百余年，不光只有美国的通用和福特，也有德国的大众、日本的丰田、韩国的现代和中国的比亚迪。正如互联网时代一样，AI和半导体领域确实呈现出更明显的头部集聚效应，软硬件生态的路径依赖也比汽车更深、转换成本更高——但即便如此，大概率也会走向中美主导下的多极竞争格局，而非一家通吃。

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输赢。即便不是绝对的零和博弈，也存在相对的赢家和输家。对中国而言，只要不输，只要能在全球市场上与美国形成竞争态势，特别是在AI、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站稳脚跟，这就是赢。

而这一胜负，不主要取决于美国的科技发展领先中国多少代，而主要取决于中国科技创新的速度和广度。

速度：保持追赶态势，不能落后太多

速度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必须保持对美国最前沿技术的持续追赶态势，不能落后太多。即便存在代际差距，也要以快速的科技创新迭代缩小与美国的距离，让这个差距始终处在“可追赶”的范围内。

华为韬定律的发布，正是这种速度的最新体现。它不只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张未来十年中国半导体设计追赶美国的技术路线图——而且是可实现的路线图。韬定律提出的架构创新、异构集成和系统级优化路径，为中国在制程工艺受限的情况下，通过设计创新实现性能提升指明了潜在方向。

这种速度，不只体现在半导体领域。在AI大模型领域，DeepSeek从V1到V4的迭代速度，已经让全球AI圈侧目；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等的技术迭代速度，已经让特斯拉感受到压力；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国“祖冲之系列”的突破，已经与谷歌、IBM形成了实质性的竞争态势。

速度，是中国科技竞争的第一张底牌。

广度：不能只有一个华为

但速度还不够。中国是一个大国，与美国的科技竞争是全方位的。中国不能只有一个华为，中国需要在任何细分领域都孵化出自己的“华为”。

这一点常常被忽视，但对于一个大国而言，任何单一或少数几个行业的科技能力和产业能力，都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国家竞争力的较量。中国不是新加坡，不能靠几个支柱产业就撑起国家的科技地位。

好消息是，这种广度正在形成。在光刻机领域，上海微电子虽然与ASML仍有差距，但已经在28nm制程上实现突破；在工业软件领域，中望软件在CAD领域已经在通用制造领域站稳脚跟，正在加速冲击达索、西门子的垄断地位；在AI芯片领域，华为昇腾、寒武纪已经在特定场景下形成了对英伟达的替代能力；在商业航天领域，蓝箭航天、星际荣耀已经实现了液体火箭的成功入轨。

这些企业，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还不是各自领域的全球第一。但它们加在一起，构成的是中国科技竞争“广度”的真实底色。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

速度和广度，是中国科技竞争的两条腿。只有两条腿同时发力，才能真正走得稳、走得远。

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图源：新华社）

下一步，我们要改革什么？

谁来改革？

中国科技创新到底还缺什么？

华为能做到的，是在企业内部形成了推动技术突破性创新的“小生态”。问题在于，华为模式几乎无法被复制。它的小生态之所以能够运转，离不开任正非数十年的强人意志、极端压力下逼出来的组织韧性，以及一次次生死存亡危机所铸就的企业文化——这些条件，不是靠学习和模仿能够获得的。

而且客观地讲，目前在中国形成这种小生态的企业还是太少了。虽然每个行业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龙头企业，但深入去看这些企业的实际运作、研发投入和技术方向，很难说它们都在做“正确的事”，也就是锚定最前沿的技术来发展。更普遍的现象是，这些企业都在做“容易做到、可以盈利”的事。

为什么？因为缺少一个能够孵化这种小生态的“大生态”。

应该做什么？

更重要的是，不做什么

总的来说，科技创新本身是不可规划的。虽然学界、智库和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城市的创新生态，但这个大生态很难有一套固定的指标体系。

我们反复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手抓，哪怕对于有效市场的营造，我们也认为政府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领导干部思考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各地也确实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来促进科技创新，例如产业引导基金、研发补贴、人才落户、税收优惠，不一而足。

但退一步讲，评价“有为政府”的标准，不光是它做了什么、推出了什么政策、给企业提供了哪些实质性的优惠，还有一个维度是我们不太讲的。不做什么，其实也是有为政府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标准。

基于我们过去几年在多地的广泛调研，我们发现：对于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它们更需要的是确定性下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恰恰需要地方政府“不做什么”来实现。

什么叫“确定性下的空间”？确定性，是指政策的稳定性、规则的可预期性、产权的清晰性。企业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知道这个规则不会朝令夕改，知道自己投入的研发成果不会被以各种方式“共享”出去。空间，是指企业在这个确定的规则框架内，有足够的自主权去试错、去冒险、去做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但长期可能改变行业的事。

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确定性不是管得严，而是规则清晰；空间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规则之内不干预。但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恰恰把这两者搞反了：规则朝令夕改，让企业无法形成稳定预期；同时又在企业的具体经营决策上过度介入，美其名曰“服务企业”，实则压缩了企业的自主空间。

有为政府的“有为”，不只体现在做了多少，更体现在克制了多少。 克制不该管的，才能把该管的管好；不做不该做的，才能把该做的做到位。

根据BCC Research的数据，总部位于深圳的大疆占据全球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图源：BBC）

谁来主导创新大生态的建设？

这里同时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创新大生态的建设，应该由谁来主导？

正如营商环境一样，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一直在积极主动地扮演一个主导者的角色。对于营商环境，政府确实应该扮演核心角色，因为营商环境的本质是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是政府的天然职责。

但创新生态不同。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管理，而不确定性恰恰是政府最不擅长处理的。 政府的运作逻辑是规划、目标、考核、问责，这套逻辑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确定性任务上非常有效，但用在科技创新上，往往会适得其反。

因此，笔者认为，哪怕是创新大生态的主体，也应该是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而非地方政府。 这不是说政府不重要，而是说政府的角色应该从“主导者”转变为“空间提供者”。

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做的，是在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中，给予龙头企业足够的主导权去营造行业的大生态。比如，在产业标准的制定上，让龙头企业而非政府部门主导；在产业链的协同上，让龙头企业而非招商部门来整合资源；在人才培养的方向上，让龙头企业而非教育部门来定义需求。政府要做的，是确保这个过程的公平性、防止垄断、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替代企业去做决策。

华为能够形成小生态，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自己的产业链条里拥有足够的主导权。它可以定义标准、可以整合供应商、可以培养人才。如果中国要形成更多的“华为”，就需要让更多的龙头企业在各自的行业里获得类似的主导权。而这个主导权的让渡，恰恰需要政府的“不做什么”来实现。

总的来说，创新大生态的形成，应该由有为政府来给空间，由有效市场（市场主体）来主导改革。 政府退一步，不是不作为，而是为了让市场主体进一步；政府的克制，不是放弃责任，而是把责任放在更该放的地方。

结语

5月25日，华为发布韬定律的那一天，很多人看到的是技术突破的希望。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中美科技竞争已经进入新常态，这个常态的核心特征是：竞争是长期的，交易是有限的，胜负取决于我们自己。

华为可以有小生态，但中国需要大生态。这个创新大生态的形成，不是靠几个文件、几项政策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场深刻的改革。改的不只是技术路线，更是制度逻辑。改的不只是企业行为，更是政府角色。

中美科技竞争的真正胜负手，不在华盛顿，在我们自己手里。 而这只手，能不能握紧、能不能握对，取决于我们今天做出的选择。

本文作者

黄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院长。

DeepSeek V4 Pro：深度求索公司开发的第四代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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