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格肖姆·艾萨克甚至觉得生不如死。他每天花费长达 12 个小时爬着梯子采摘果实,或是弯着腰拔洋葱、抱南瓜,有时每小时的收入甚至不足 7 澳元。

到了晚上,他只能回到拥挤而破败不堪的住所。这种日复一日的恶性循环让他感到精疲力竭和绝望。

格肖姆怀揣着“澳大利亚梦”从巴布亚新几内亚来到这里。然而,他却陷入了一个被劳务承包商掌控一切的系统——他的生活、工作、薪水,乃至最终的未来,都受制于人。

如今,他是数以万计生活在阴影中的移民工人之一,也是这个庞大且极易遭受剥削的临时移民劳动力群体中的一员。

“哪怕气温高达 40 度,你依然得挂在上面摘橙子,拼尽全力多干一点,这真的太难了。有时你甚至会从树上掉下来,”他说。

如果生病或受伤,他就拿不到薪水。他说,没有工作,自己连饭都吃不起。

他表示,劳务承包商掌控着他职业生活的方方面面。

格肖姆的经历反映了澳大利亚农业领域一个深刻的转变。许多农场主不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依赖劳务承包商在采收季招聘并提供季节工。

澳大利亚对临时移民劳动力的依赖日益加深,推高了劳务中介行业的畸形繁荣。这些承包商介于农场主和工人之间,往往一手包办招工、运输和食宿安排。

虽然有些承包商合法合规运作,但也有不少人在肆意剥削弱势的移民工人,用远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现金来支付报酬。

“我没有任何话语权,也没有任何力量,”格肖姆说。

“所有的选择权都在承包商手里。他们做出了所有的决定,而采摘工人只能对一切言听计从。”

格肖姆的遭遇绝非孤例。在整个澳大利亚园艺产业中,工人们描述了惊人相似的困境:极低的薪酬、拥挤如贫民窟般的住所、掌控其工作与生活居所的劳务承包商,以及微乎其微的申诉能力。

这是《四角方圆》历时八个月展开的特别调查报道的一部分,旨在探讨澳大利亚人能否信任其所购买食品的相关宣传。

调查团队测试了超市里的食品,前往加纳的可可种植区进行了实地走访,并采访了全澳各地的工人与行业内部人士。

调查发现了诸多问题,从食品欺诈、误导性宣传到工人剥削和童工现象,包括源自中国新疆地区的番茄制品——而该地区此前曾与强迫劳动指控联系在一起。

就在数周前,特朗普政府对某些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征收了 12.5% 的关税,理由是澳大利亚未能有效遏制由强迫劳动制造的进口商品。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驳斥了这一批评,表示澳大利亚拥有“健全”的现代奴隶制法律。

2021 年,出于对强迫劳动的指责,美国禁止进口包括新疆番茄在内的相关产品,中方对该指控予以否认。澳大利亚目前则并没有设立此类进口禁令。

作为这项调查的一部分,《四角方圆》与 Source Certain 展开了合作。 Source Certain 是一家专门从事来源验证的澳大利亚法医实验室,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苏格兰场、国际刑警组织以及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提供服务。

该实验室的科学家对数百种加工番茄制品进行了分析,以核实它们是否真如标签所标示的那样来自意大利或澳大利亚。

结果显示,四分之一的产品存在问题。而未通过检测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其中有一半与新疆有所关联。

多年来,议会查询、执法突查以及媒体调查频频揭露澳大利亚食品工业中移民工人受剥削的现象。政府曾屡屡承诺改革,监管机构展开过严厉打击,企业也保证会清理其供应链。

《四角方圆》的记者深入澳大利亚偏远地区,调阅并分析了薪酬记录,采访了工人、工会、权益倡导者、监管机构以及雇主,实地调查了澳大利亚的现代奴隶制法律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无病假、无工资单、无退休金

在新南威尔士州里弗里纳地区的一个大篷车营地里,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工人打破了沉寂。尽管面临风险,许多人依然同意公开身份。

他们表示,在对薪酬、工作条件或涉嫌虐待的问题产生争议后,他们离开了澳大利亚“太平洋劳动力流动计划”(PALM)下的指定雇主。

在 PALM 计划下,工人们与经批准的雇主绑定。如果他们离开该雇主,就不得接受新的工作,因此许多人被迫与该计划“脱钩”,在维持生计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合法选择。

肯·达契曾多年在全球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工作。如今,他通过“欢迎澳大利亚”组织,为这里处于弱势地位的移民或季节工人提供帮助。

他表示,PALM 计划的初衷是联结太平洋岛国工人与澳大利亚雇主及偏远地区社区。然而,当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时,劳务承包商及其他剥削性经营者就会乘虚而入。

达契指出,许多工人脱离 PALM 计划时,并未意识到这样做会让自己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他认为这一制度存在缺陷。

“(他们)不是冰冷的数据,这关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命。这影响着许许多多的家庭、兄弟姐妹和父母……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漫长绝路。”

他们只能通过寻找愿意支付现金的劳务承包商来维持生计,采摘最终送往澳大利亚超市货架上的水果和蔬菜。他们表示,自己的收入远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没有退休金,没有病假,也没有工资单。

蒂莫西每周花费 280 澳元租住在该大篷车营地的一间狭小房间里。

“就只有这间房,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他说。

他只能靠收集废瓶子来赚取微薄的外快。

他说,自己每周工作约 60 个小时靠摘橙子挣现金,周薪大概只有 700 澳元——折合每小时还不到 12 澳元。“真的太艰难了,”他说。

对维奥娜·奥布雷斯来说,摘满一大箱橙子需要三到四个小时,折算下来每小时的收入只有 8.75 到 11.70 澳元不等。

如果下雨,她的采摘速度就会变慢,这意味着收入还会更低;而一旦生病,她就一分钱也拿不到。

“果实特别重,作为女性还要不断爬高,真的非常吃力,”她说。“干完活后整个人都精疲力竭,感觉第二天再也撑不下去了,但又能怎么办呢?别无选择,你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维奥娜希望通过公开发声,让工人们长期承受的恶劣境遇不再被隐藏在角落里。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她说。

由于这些工人从未收到过工资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目前尚无法核实他们的实际薪资标准。

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动物”

在整个澳大利亚的蔬果产业中,公平工作监察署的调查反复揭露了普遍存在的违法违规现象。

在科夫斯港,接受检查的农场主和劳务中介公司中有 61% 被发现违反了劳动法规,包括压低并剥削员工薪资。这一比例在里弗里纳地区上升至 72%,而在维多利亚州的莫宁顿半岛和雅拉河谷更是高达 83%。

在科夫斯港,当地居民雷温·麦基成为了弱势工人们的一条生命线。

她表示,自己最初是在当地一家二手服装店做志愿者时,注意到寻求帮助的移民工人数量越来越多。工人们接二连三地跑来向她倾诉欠薪、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无处可去的绝境。

多年来,她拼凑出了一幅关于这群陷入制度缝隙中的劳动者的详细图景——他们不敢申诉,对自己的权利一无所知,更害怕公开发声。

“他们忍受着极其恶劣的工作环境,薪水被严重剥削,拿不到工资单,而且每天的收入浮动不定。他们工作……有时长达 10 个小时以上,夏天更是惨不忍睹。农场里几乎没有遮阳的地方,卫生条件也极差,”她说。

“这让我愤怒,让我悲伤,甚至让我感到恶心翻胃,”她说。

李晋(Jin Lee,音译)为了延长他的打工度假签证,不得不按照规定在偏远地区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表示,自己至今仍未从在科夫斯港蓝莓农场打工的那段经历中恢复过来。

“在那里,我根本没有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他说。

“我感觉自己更像是一个动物。”

李晋回忆道,有些日子他从早上 7:30 一直工作到下午 5:00,却只拿到 20 澳元。

“我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穿上了成人尿不湿,因为他们根本不给上厕所的休息时间,”他说。

此外,他们还被要求自费购买基本的工作设备。

李晋表示,招募他的劳务中介公司——ECW Farming——几乎控制了他生活的一切,从工作地点到居住场所无一例外。

他说,公司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多项费用,包括每周 150 澳元的住宿费,以及每天 10 澳往返农场的接送车费。

在扣除了这些费用之后,他表示手里所剩无几。

“那栋房子里挤了 18 个人,每个房间里放着他们所谓的四张‘床’,其实就是拆开的普通垫子。一个房间住四个人,里面放的是儿童上下铺,成年人睡在上面显然非常难受,”他说。

“到处都是蟑螂,门窗是坏的,空调也是坏的。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雇佣李晋的那家公司很难追踪其下落。它在科夫斯港的注册地址是一家背包客客栈,但该客栈否认与该公司有任何关联。

《四角方圆》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在收到一连串工人的举报后,公平工作监察署曾于 2024 年对 ECW Farming 展开过调查。

在监察署认定无法确定该团伙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后,这项调查于 2025 年 5 月被搁置。

对李晋来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底层工人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但从中牟取暴利的人却藏得无影无踪。

李晋表示,由于自己的签证即将到期,他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恐怕很难看到针对那家招募他的公司采取任何制裁行动。

麦基出于改变现状的决心,表示自己曾屡次向当地议会、警方以及监管机构举报这些隐患,希望当局能展开深入调查。

然而数年过去,她说一切几乎毫无改变。

“我只是觉得,所有问题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行业和政府根本就不关心。他们要是在乎的话,局面早就改变了。这种事绝非仅在此地发生,全澳各地屡见不鲜。”

我们是在开门缉盗”

新南威尔士州反现代奴隶制专员詹姆斯·柯凯因指出,麦基的遭遇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深层次问题。

作为一名独立的法定官员,柯凯因的职责是监督反奴隶制法律的有效实施,并跨越政府、企业与社区共同应对现代奴隶制问题。这赋予了他独特的视角,使他能够清晰看到剥削行为是如何在各机构之间的监管缝隙中“漏网”的。

他指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机构能够掌握全局。相反,每个部门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按章办事,导致没有任何人来对打击整体剥削行为承担最终责任。

“他们每个人摸到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他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大象视为一个整体,并看清它的运转方式,因为这些犯罪团伙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具有计划性和针对性的。”

“而眼下,我们的各个机构并没有以一种关注创伤且具备战略智慧的方式协同作战,去拼凑出这幅全局图景。”

在他的日常工作中(包括运营一条保密的现代奴隶制举报热线),柯凯因多年来倾听弱势工人的心声、深入偏远地区社区,并与当地的倡导者、举报人以及政府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柯凯因指出,劳务中介公司已成为澳大利亚蔬果业劳动力链条中的关键一环,连接着农场主与采摘蔬果的临时移民工人。但他表示,同样的指控一再浮出水面:系统性的工人剥削、强迫劳动、债务羁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演变成人口贩运和奴役。

在新南威尔士州,劳务中介公司无需取得资质执照。柯凯因表示,这给不法经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通过背包客客栈、社交媒体以及移民社区网络大肆招募并剥削弱势工人。

“在新南威尔士州,我们根本没有劳务中介许可制度,”柯凯因说。“任何人创立劳务中介公司都没有任何门槛。因此,我们等于是在开门缉盗——无论是来自新州本地、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甚至是海外的不法分子,都能堂而皇之地进入这个行业,以依赖犯罪手段的方式提供劳务服务。我们认为,这在某些情况下已构成了现代奴隶制犯罪,”他说。

他强调,这些犯罪团伙正是通过招募弱势工人来实现这一目的的。

“他们往往通过当地背包客客栈招募打工度假者,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即时通讯软件招募留学生,招募过程完全使用这些工人自身的母语。

“犯罪团伙还提供住宿服务,但通常会对那些低于标准的劣质住房收取天价费用,”他说。

柯凯因表示,他曾在新州及更广泛地区实地走访过不少此类场所,其中一些简直就是破烂不堪的窝棚。

“人们挤在一起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乏新鲜空气,而且往往到处都是蟑螂,却还要被榨取高昂的费用,”他说。

柯凯因指出,这些劳务中介团伙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全赖农场主、生产商以及收货的公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肯深入追问。

就在上周,作为打击违规劳务中介专项行动的一部分,公平工作监察署与另外两个机构联合突击检查了 15 家农场,其中大部分是位于新州里弗里纳地区的柑橘农场。监察署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目前正同步针对科夫斯港地区的涉事企业展开调查。

新州政府发言人对此回应称,官方对剥削工人的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并正在推动出台《劳务中介行为准则》,同时将通过在新州政府基建项目中推行供应链合规计划,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

企业敷衍应对,现代奴隶制风险报告沦为“抄袭公文”

澳大利亚于 2018 年颁布的《现代奴隶制法案》规定,年营业额超过 1 亿澳元的企业必须每年提交一份报告,评估其业务及供应链中存在的现代奴隶制风险,并说明其为解决这些风险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该法案出台的初衷,本是为了提高商业透明度并规范企业行为。

《四角方圆》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对 50 家食品公司在 2020 年至 2025 年间提交的数百份年度现代奴隶制声明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四分之一的企业报告中存在与往年内容重复率高达 80% 以上的段落。

巧克力巨头费列罗甚至更为离谱,连续两年提交了完全相同的报告——甚至连上一年度的日期都懒得修改。

尽管科尔斯和伍尔沃斯两大超市巨头均在销售自营及其他品牌的巧克力产品,但它们在最新的报告中,却悄然删除了将可可列为现代奴隶制风险的相关表述。

还有一些公司则是在逐年淡化自己的承诺。

拥有吉百利等品牌的亿滋国际,曾在其 2023 年的报告中声称,其“协助保护儿童策略”的“终极愿景”是打造一个“无童工”的可可产业。

然而到了 2024 年的现代奴隶制声明中,这一愿景却彻底销声匿迹。同样的策略被改头换面,仅仅描述为旨在帮助“健全儿童保护体系”以及帮助“提升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

代表新州中北海岸140 多家蓝莓种植商的合作社 Oz Group 在其 2020 年的声明中曾明确表示,“绝不接受合作社内部或整个供应链中存在任何形式的类似奴隶制行为”。

然而,在 2025 年的声明中,该合作社的口吻却转变为:“解决现代奴隶制问题需要持续的努力与协作”,并称其始终“致力于持续推进”。

费列罗回应称,其 2024 年的报告在 2025 年依然适用。

科尔斯表示,其报告并非旨在穷尽列举所有现代奴隶制风险;伍尔沃斯则回应称,其现代奴隶制风险评估在动态演变,公司重点关注的是供应链中风险最高的环节。

亿滋国际未对其现代奴隶制声明中的具体质疑作出回应,但强调其明令禁止使用童工。Oz Group 则未作出任何回应。

专家指出,这些调查发现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追问:某些合规报告是否已彻底沦为浮于表面的应付差事,而非对不断变化的风险所进行的真实评估。

前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主席阿兰·费尔斯曾倾注大量精力关注移民工人的困境。

他曾主导处理了著名的 7-Eleven 欠薪丑闻,最终为被压榨薪资的留学生工人追回了超过 1.5 亿澳元的欠薪,随后他还撰写了一份关于现代奴隶制的里程碑式报告。

他将现行的《现代奴隶制法案》形容为一部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且敷衍了事的法律。“当你想要表现出对某件事有所关心、但实际上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时,你就会通过这样一部法律,”他说。

2023 年提交给联邦政府的一份针对《现代奴隶制法案》的独立审查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法律框架亟待加强。

“这份报告点明了像我这样的监管者眼中显而易见的事实——这部法律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与任何实际行动挂钩。它不过是一部躺在法案册上用来装点门面、表达关切的法律,根本没有任何采取严肃行动的诚意,”他说。

该审查报告建议,对未能履行报告义务的企业实施民事罚款,引入强制性人权尽职调查,并将报告起报门槛从 1 亿澳元的年营业额下调至 5000 万澳元。

联邦政府采纳了审查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并于近期宣布计划引入民事罚款,同时针对未能阻止现代奴隶制行为的企业设立新的刑事罪名。

然而,一些关键性的改革措施仍悬而未决,其中包括强制性尽职调查以及降低报告起报门槛。

此前,特朗普政府曾以澳大利亚未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为由,对澳大利亚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对此,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为澳大利亚的记录进行了辩护,称澳大利亚的现代奴隶制法律“坚实、全面且处于世界领导地位”。

阿兰·费尔斯对此并不认同。“抱歉,总理,你错了。唐纳德·特朗普才是对的。我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说出这句话,”他说。

总理拒绝接受采访。总检察长米歇尔·罗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澳大利亚拥有完善的现代奴隶制法律,并计划引入新的刑事和民事处罚措施;其所在的部门负责管理《现代奴隶制法案》。然而,具体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在澳大利亚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生鲜蔬果背后,是那些声音鲜少被外界听到的农场工人。

廉价食品的成本并未被平等地分摊——它最沉重地压在了那些亲手采集它们的人身上。

“必须有人站出来说这件事,” 李晋说,“所以,我站在了这里,我把它讲出来。否则,这件事可能还会继续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很多年。”

“改变刻不容缓,” 格肖姆·艾萨克说,“我们已经在为生存而艰难挣扎。”

Source:Four Corners,ABC